电影《让子弹飞》中有句经典台词：
“大人，你觉得我讨厌吗，如果我讨厌，那么我马上消失；如果我不讨厌，那我就继续欺负他，我有9种方法弄死他，9种！”
没想到，这句台词竟在现实中上演，引发公众对维权边界与执法尺度的深度思考。
这起事件虽未被多数媒体大肆报道，但其荒诞性与争议性仍引发广泛关注。多数媒体选择克制，或许源于对潜在风险的担忧——毕竟，谁都不愿成为下一个被“跨省”的对象。
但正是这种荒诞与恐怖，让我决定写下这篇文章。朱女士是广西南宁人，老家在湖南常德石门县。2022年，她将女儿从南宁转学至老家读初三。高一期间，她得知女儿与班主任产生矛盾，并因学校不公对待患上重度抑郁症，遂实名举报。当地调查后称举报不属实，朱女士不服，继续维权。
随后，一名自称班主任前同事的网友在网上实名举报班主任及县上某部门领导。今年9月，朱女士将网友高洪波拉入微信群，高洪波看到举报文章后进行了转发。这一举动，彻底改变了两人的命运。
9月22日，高洪波在北京海淀区单位上班时，被几名自称石门县办案人员的人带走，称其涉嫌侮辱诽谤，要求配合调查。六天后，远在南宁的朱女士也遭遇同样情况，被找到公司要求配合调查。
看到这些细节时，我感到不寒而栗。仅仅因为转发一篇文章，就被跨省传唤；仅仅因为拉网友进群，拉群者也要被调查。这究竟是执法还是“震慑”？
朱女士愤怒地质问：
“他们说我涉嫌侮辱、诽谤，但那篇博文根本不是我写的，我也没有转发过，我怎么就侮辱诽谤了呢？”
有自媒体博主爆料称，事件背后还有更荒诞的细节，但主流媒体未予报道——或许，是怕“惹火上身”。
即便涉嫌侮辱、诽谤，此类案件通常属于自诉案件，警方一般不会主动介入。但此次不仅管了，还兴师动众跨越千里，最终却以“证据不足”收场。11月16日，朱女士收到《不予处罚决定书》；11月18日，高洪波也收到同样决定。
朱女士不服，已提起行政复议。这起事件，让人联想到甘肃庆阳的校服事件：家长质疑校服质量，通过正常途径维权无果后选择网络举报，却被以“寻衅滋事”拘留7天。维权者陷入“不维权无解，维权被拘”的困境。
还有2023年7月，肖新良因对统一制作的广告牌不满，在视频下发表12字评论，被扣上“寻衅滋事”帽子拘留5天。他维权两三年后，最终被判无罪。但拘留只需一瞬间，维权却需付出巨大代价。
最后，我想说：
人们只看到了赞美是善，却没看到真诚的批评是一种更大的善。哪怕声音最后都会消失，但我们不曾沉默。仅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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