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一同回顾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往事，聚焦薄一波与叶剑英之间深厚的交往情谊，以及在特定历史时期围绕广东“地方主义”问题所引发的波澜。
1943年11月，薄一波从敌后太岳根据地风尘仆仆地回到延安，准备出席党的“七大”。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前往王家坪军委总部，在那里，与时任军委参谋长的叶剑英初次会面。尽管这次见面两人并未深入交谈，但叶剑英却给薄一波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叶剑英谈吐文雅，举手投足间尽显精明谦逊，和蔼可亲的神态让人如沐春风。
薄一波
后来，叶剑英回忆起与薄一波的初次见面，感慨万千地说道：“我们虽然相识较晚，但见面一谈，却无陌生之感。古话说‘志同道合，易为良友’。我们今日之‘志’是革命之志，今日之‘道’是马列之道，有这种‘志’和‘道’做基础，同志之间的相知与交情，就会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这段话，不仅道出了两人深厚的革命情谊，也彰显了他们坚定的革命信念。
1949年元旦刚过，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会议，经过热烈讨论，通过了《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的决议。此时，毛泽东正在精心准备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他给中央的领导同志们出了一个极具前瞻性的题目：进城以后应该怎么办？
在七届二中全会期间，薄一波、叶剑英等同志针对毛泽东提出的这个问题，展开了多次深入讨论，并提出了几条极具建设性的意见：
其一，进城以后，要紧紧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广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努力学习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的本领。这是巩固新生政权、推动城市发展的关键所在。
其二，进城以后，要始终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头脑，经得起胜利的考验，千万不能重蹈李自成的覆辙。历史上，李自成进京后迅速腐化堕落，最终导致失败，这一惨痛教训时刻警示着革命者要保持谦逊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
叶剑英
其三，为了防止居功自傲、贪图享乐等不良现象的发生，一定要严定制度、严明纪律。首先要约法几章，上下恪守，例如不请客、不送礼、不做寿、不以人名命地名等。这些规定，旨在保持党的纯洁性和先进性，确保革命队伍的团结和稳定。
这几条意见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赞许，后来有的被写进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中，有的作为规定确定了下来，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重要指导原则。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这一历史性时刻标志着古都北京迎来了新的曙光。3天后，华北局和华北人民政府迁到北平办公。时任华北局第一书记的薄一波和北平市长的叶剑英，迅速投入到紧张的接管工作和市政建设之中。他们团结广大干部和群众，齐心协力着手建立新的政权机构，大力整顿社会治安，积极发展生产，全面开展各项建设工作。在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处理私营企业的劳资关系、稳定市场等方面，薄一波和叶剑英都从实际情况出发，制定了一系列合情合理的政策，为北平的平稳过渡和后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后来，叶剑英在总结经验时，语重心长地说：“我现在是‘跳下水去学泅水’，没有经验，就摸索着学习。但有一条，必须慎之又慎，丝毫大意不得，尤其是在取得一些成功经验之后，更要虚心前行，切不可傲然躁进，否则就很可能呛水，甚至被淹死。”这段话，体现了他谦虚谨慎、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
薄一波和叶剑英
薄一波完全赞同叶剑英的话，他感慨地说：“这就是我们在实践中所应该持有的态度。”两人在这方面的观点高度一致，也反映出他们对待工作和革命事业的严谨态度。
新中国成立后，叶剑英出任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肩负起领导华南地区建设和发展的重任。而薄一波则留在北京，协助陈云主持中央财政经济工作，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出谋划策。
1952年四五月间，薄一波受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派遣，先后到上海、广州等地深入了解“三反”“五反”运动的情况。当时，广州对反对“地方主义”的反映十分强烈，陶铸等人对方方、古大存、冯白驹等同志进行了批判，甚至还称叶剑英是他们的“后台”。此外，还有人指责广东人搞“五同”，即：同宗、同乡、同学、同事、同庚。这种说法引起了广东本地干部的强烈不满，本地干部和南下干部之间的矛盾有扩大之势，给广东的工作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薄一波在广州期间，听到了关于叶剑英的种种批评声音。他也与叶剑英谈过此事，但叶剑英并不愿多讲“地方主义”的事。薄一波深知叶剑英有难言之隐，也就不再多问，只是默默地关注着事情的发展。
薄一波
回到北京后，薄一波将自己在广州期间的调查情况详细地向毛泽东进行了汇报。毛泽东关切地问他：“你怎样看待广东‘地方主义’的问题？”
薄一波郑重地说：“主席，剑英同志的情况，从中央苏区到现在，我不十分了解。但我认为，他去广东后，对南下干部和当地干部的使用是公正的，不存在厚此薄彼的问题，说他带头搞‘地方主义’，缺乏根据。”毛泽东听后，微微点了点头，似乎在思考着什么。
薄一波继续说道：“叶剑英离开北京时，曾对主席说过，带去的干部太少了，肯定安排不过来，就像南方的‘水尾田’，水流到那里就没有了。当时您说：‘水尾田’是‘水尾田’，但那里有一股清泉嘛，地方干部不就是源源而出的‘泉水’吗？南下干部不够用，当然要使用一大批本地的干部，而且南下干部也要变成与本地干部相结合的‘本地干部’。因此，不能因为叶剑英是广东人，使用了广东干部，就说是搞‘地方主义’，而且据我了解，他是坚决反对那个‘五同’的。”
不久以后，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了一次专门讨论广东问题的会议。在会议上，毛泽东客观地指出：“叶剑英同志在华南工作是有成绩的，他对这个问题没有什么责任，更不能说他是搞‘地方主义’的头头，大家要理解他。”毛泽东的这番话，为叶剑英正了名，也稳定了广东的局势。
后来，薄一波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感慨地说：“现在，事情已经看得很清楚，当时批评广东一些同志的‘地方主义错误’，存在着把问题简单化、扩大化的倾向，在后来的反右斗争中又对他们进行批判、斗争和处分，更是不正确的。1979年8月，广东省委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复查，并向中央写了报告。10月，中央批复，同意广东省委的分析意见，对此事进行了纠正。”这段历史，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教训，也让我们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团结和稳定。
1984年，叶剑英病危，薄一波专门去看望了他。此时叶剑英已经不能说话，薄一波紧紧地握着他的手，悠悠往事如电影般涌上心头。那些一起奋斗、一起面对困难的岁月，仿佛就在眼前。
晚年的薄一波
薄一波走出病房后，叶剑英的子女们拿出纸和笔，要他写点什么留作纪念。薄一波想了想，写下了1927年高一涵写的悼李大钊一文中的两句话：
他对人们，从浑厚中透出侠义气；
人们对他，从亲爱中露出敬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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