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让我们一同回顾薄一波与叶剑英之间交往的动人故事，特别是1952年那场关于“地方主义”的争议。
1943年11月，薄一波从敌后太岳根据地返回延安，准备参加党的“七大”。一日，他前往王家坪军委总部，首次见到了时任军委参谋长的叶剑英。尽管初次见面，但叶剑英的谈吐文雅、精明谦逊、和蔼可亲给薄一波留下了深刻印象。
薄一波
后来，叶剑英回忆起与薄一波的初次见面，感慨道：“我们虽然相识较晚，但见面一谈，却无陌生之感。古话说‘志同道合，易为良友’。我们今日之‘志’是革命之志，今日之‘道’是马列之道，有这种‘志’和‘道’做基础，同志之间的相知与交情，就会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1949年元旦刚过，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并通过了《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的决议。当时，毛泽东正在准备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他给中央的领导同志出了一个题目：进城以后应该怎么办？
七届二中全会期间，薄一波、叶剑英等人针对毛泽东的这个问题进行了多次讨论，并提出了几条重要意见：
叶剑英
这些意见得到了毛泽东的赞许，有的被写进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中，有的作为规定确定了下来。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3天后，华北局和华北人民政府迁到北平办公。时任华北局第一书记的薄一波和北平市长的叶剑英立即投入到紧张的接管工作和市政建设中。他们团结广大干部和群众，着手建立新的政权机构，整顿社会治安和发展生产，开展各项建设工作。在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处理私营企业的劳资关系、稳定市场等方面，薄一波和叶剑英都从实际情况出发，制定了一系列合情合理的政策。
后来，叶剑英在总结经验时说：“我现在是‘跳下水去学泅水’，没有经验，就摸索着学习。但有一条，必须慎之又慎，丝毫大意不得，尤其是在取得一些成功经验之后，更要虚心前行，切不可傲然躁进，否则就很可能呛水，甚至被淹死。”
薄一波和叶剑英
薄一波完全赞同叶剑英的话，他说：“这就是我们在实践中所应该持有的态度。”
新中国成立后，叶剑英出任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薄一波则留在北京，协助陈云主持中央财政经济工作。
1952年四五月间，薄一波受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派遣，先后到上海、广州等地了解“三反”“五反”运动的情况。当时，广州对反对“地方主义”的反映很大，陶铸等人批判方方、古大存、冯白驹，还说叶剑英是他们的“后台”。还有人指责广东人搞“五同”，即：同宗、同乡、同学、同事、同庚。广东的本地干部当然不服气，本地干部和南下干部的矛盾有扩大之势。
薄一波在广州期间，听到了关于叶剑英的批评，他也与叶剑英谈过，但叶剑英并不愿多讲“地方主义”的事。薄一波知道叶剑英有难言之隐，也就不再多问。
薄一波
薄一波回到北京后，将自己在广州期间的调查情况向毛泽东进行了汇报。毛泽东问他：“你怎样看待广东‘地方主义’的问题？”
薄一波说：“主席，剑英同志的情况，从中央苏区到现在，我不十分了解。我认为，他去广东后，对南下干部和当地干部的使用是公正的，不存在厚此薄彼的问题，说他带头搞‘地方主义’，缺乏根据。”毛泽东听后点了点头。
薄一波继续说：“叶剑英离开北京时，曾对主席说过，带去的干部太少了，肯定安排不过来，就像南方的‘水尾田’，水流到那里就没有了。当时您说：‘水尾田’是‘水尾田’，但那里有一股清泉嘛，地方干部不就是源源而出的‘泉水’吗？南下干部不够用，当然要使用一大批本地的干部，而且南下干部也要变成与本地干部相结合的‘本地干部’。因此，不能因为叶剑英是广东人，使用了广东干部，就说是搞‘地方主义’，而且据我了解，他是坚决反对那个‘五同’的。”
不久以后，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了一次讨论广东问题的会议，会议批评了广东存在“地方主义”的问题。但毛泽东也指出：“叶剑英同志在华南工作是有成绩的，他对这个问题没有什么责任，更不能说他是搞‘地方主义’的头头，大家要理解他。”
后来，薄一波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说：“现在，事情已经看得很清楚，当时批评广东一些同志的‘地方主义错误’，存在着把问题简单化、扩大化的倾向，在后来的反右斗争中又对他们进行批判、斗争和处分，更是不正确的。1979年8月，广东省委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复查，并向中央写了报告。10月，中央批复，同意广东省委的分析意见，对此事进行了纠正。”
1984年，叶剑英病危，薄一波专门去看望了他。此时叶剑英已经不能说话，薄一波紧紧地握着他的手，悠悠往事涌上心头。
晚年的薄一波
薄一波走出病房后，叶剑英的子女们拿出纸和笔，要他写点什么。薄一波想了想，写下了1927年高一涵写的悼李大钊一文中的两句话：
他对人们，从浑厚中透出侠义气；
人们对他，从亲爱中露出敬畏心。
猜你喜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