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教科书中，我们了解到遵义会议是红军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它纠正了王明路线的错误，确立了以毛主席为核心的领导层，革命形势因此日益好转。然而，历史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遵义会议后的革命道路依然充满了曲折。
抗战爆发后不久，王明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高调回国，一到延安便给毛主席来了个“下马威”。他迅速召开会议，对支持毛主席的干部进行了全面批评，试图削弱毛主席的影响力。随后，王明更是跑到武汉长江局，自立“大旗”，导致延安的命令难以传达，毛主席一度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在那个特殊时期，高级将领中大多数人态度暧昧，甚至听从长江局的命令。然而，在这关键时刻，贺龙却明确表态支持毛主席，他的坚定立场在当时的复杂环境中显得尤为难能可贵。
王明在红军时期就前往苏联，凭借米夫的支持，他一直以共产国际代表自居，试图遥控红军的走向。然而，这种远离一线、不切实际的指挥方式给红军带来了不必要的牺牲。那么，为何国内的人还要听他的呢？这主要涉及到共产国际的影响力。
共产国际是一个管理全世界共产党的机构，各国的共产党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都是其分支，中国也不例外。当时，中共的领导人需要共产国际的承认甚至指派，即便通过民主投票选举产生，若共产国际不认可，则选举结果无效。遵义会议是个例外，由于电台损毁，中央红军无法与共产国际联络，这才让毛主席重获领导权。
后来，红四方面军张某在草地分兵时，仗着兵强马壮强行南下宣布“另立”。然而，从苏联回国的张浩给张某发了一封电报后，张某便灰溜溜地取消了“另立”。原因就在于张浩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国的革命要服从毛主席的指挥。这一事件再次凸显了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影响力。
在搞清楚共产国际的影响力后，我们就不难理解王明的种种特殊待遇了。1936年的洛川会议上，毛主席提出要“独立自主进行山地游击战”，却引起了苏联的不快。苏联当时面临东西两线的战火，认为中国国力不强，唯有完全一体才能拖住日本。然而，毛主席关注的却是中共自身的利益和发展道路。
两相冲突之下，苏联决定让王明回国去搞跟国民党的“统一”。1937年11月29日，王明与康生、陈云等人到达延安机场，毛主席亲自出席了欢迎仪式。然而，王明见到主席后就来了个“下马威”，他声称自己奉共产国际之命回来，是共产国际的代表，要欢迎也是他们欢迎毛泽东同志。这明显是要争夺领导权。
很快，王明又召集干部开会，史称“十二月会议”。他在会上非常不客气地批评了洛川会议定下的持久战、游击战、独立自主三大方针，跟主席走得近的人被批了个遍。因为有共产国际的“尚方宝剑”，那些无端被批的人只能做检讨。会议的最后一天，王明还拿出一份全新的政治局成员名单，将遵义会议上选举出的周恩来、博古、王稼祥踢出，同时又增补了他自己、康生、陈云。
王明的跋扈到了这种程度，竟无人敢反对。他知道在延安最多只能得到那些信奉共产国际的高级干部的配合，中层、基层的指战员肯定更服一路带领众人胜利的毛主席。于是，“十二月会议”后不久，王明就跑去武汉主持长江局，发展自己的势力。
“十二月会议后，（延安）中央已名存实亡”，这是毛主席后来感慨的一句话。当时的情况也的确如此。王明在武汉以中央的名义发号施令，许多信息情报也只传递给长江局。他掌握大权后，开始配合苏联鼓吹“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等等，包括周总理在内的众多干部都被蒙蔽，紧跟王明。
然而，唯有一位高级将领旗帜鲜明地支持了毛主席，那就是贺龙。说起来，贺龙是十大元帅中最晚跟毛主席见面的，但他自己独立领导开辟过根据地，更能理解毛主席的三大方针。因此，领军在外的他听闻“十二月会议”的精神传达后，立即表明不满。
120师一些干部受到王明观点的影响，天真地以为让步就能换来和平，因此不敢扩大我党的抗日武装、不敢跟国民党中的顽固派斗争。针对这些情况，贺龙严肃批评道：“这叫什么统一战线？乱弹琴！这只是捆住自己的手脚，让人家把你搞掉！”随后，贺龙多次公开批评国民党消极抗战、制造摩擦等恶劣行为。
然而，贺龙的态度却让师里的一些干部害怕了。他们担心贺龙的态度会破坏统一战线，因此联名向中央写信，要求让贺龙回延安“学习”。这些干部里最出名的是王震、王首道、王恩茂，表面上是针对贺龙，实际却还是为了跟随王明路线。
这“三王”可长期都是毛主席的追随者，连他们都如此，可想而知当时主席的处境。120师政委关向应得知“三王”的信寄出去后，感觉很不妥，立马赶到延安，与毛主席面谈。主席严肃批评了要把贺龙调出120师的错误意见，同时高度评价贺龙：“贺老总有三条嘛：一、对敌斗争坚决；二、对党忠诚；三、联系群众。”
这才暂时把120师安抚下去。但事情的根源不在哪一支部队，而是在王明。主席意识到这样搞下去，军心会大乱，于是开始思考应对之策。1938年2月7日，王明回延安参加政治局会议，再次鼓吹“七个统一”，完全将自己当成国民党的附庸。毛主席一面让任弼时去苏联陈说形势，一面设法阻止王明再去武汉。
会议的最后一天，政治局进行表决，反对王明去武汉的只有毛主席、康生、张闻天三人，支持王明的则有周总理、项英、博古、陈云以及王明自己。少数服从多数，王明还是趾高气扬地去往了武汉。之所以有这么多人支持王明，主要在于三个原因：一是苏联及共产国际的影响；二是王明在武汉也搞出了一点成绩；三是许多人眼光看得没有毛主席远。
早在洛川会议上，周总理、彭老总、林总等人一开始都不支持再打游击战的，想通过运动战来提高我军的威望和地位，是毛主席一个一个说服了他们。毛主席看的是实，唯有我们独立自主发展根据地，那革命才可能会胜利。而大部分人看的是名，以为名提升了，国民党会给些实质好处，当下就会过得轻松一点，殊不知这是把命运交到别人的手里。
说来也有意思，王明能上台靠的是共产国际，毛主席翻盘也多亏了共产国际。任弼时到达莫斯科时，王明的靠山米夫已经倒台，继任的季米特洛夫是米夫的政敌，连带着对王明也没好感。因此，季米特洛夫听完任弼时的汇报后，当即给出正确的意见。1938年7月，延安的干部们都听到了这段话：“季米特洛夫说：应该支持从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毛泽东同志，其他人就不要争夺领导权了。”
在同年9月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王明的戏再也唱不下去。主席倒没有一直针对他，反而先是帮那些被王明打击过的人平反，随后又公平对待每一个山头，直言无论之前做过什么、支持过什么路线，只要承认错误既往不咎。革命才开始真正往好的方向走。
如果按照王明的做法，抗战胜利后，只要国民党一翻脸，我党就会面临灭顶之灾，“四一二”就是血淋淋的教训啊。主席说得好：“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这才是真理。也难怪周总理后来感叹：“毛主席下决心要做的事，你可以反对，但不要轻易反对。在历史上，有几次我曾认为主席的决策不正确，表示反对，但过一段时间都证明他的决策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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