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为什么是贫富差距最严重的发达国家？

日本为什么是贫富差距最严重的发达国家？

如果看绝对差距，美国是最离谱的，它的问题出在于顶部财富的无限膨胀和底层保障的系统性缺失。而日本的两极分化就极其的诡异，可以比喻成一种沉默的挤压，问题出在僵化的社会结构和失效的再分配机制，导致中间层塌陷，底部人群无法向上流动。根据一份发达国家单亲家庭子女贫困率的对比数据，日本在这方面也是领先于各国。

很多人可能不能理解单亲家庭子女贫困率究竟能说明什么？其实它是衡量一个社会公平性、包容性和未来潜力的试金石。极高的单亲家庭子女贫困率预示着极低的社会流动性，因为贫困的孩子不一定不聪明，但是很有可能上不起补习班。而且日本的补习产业可以说是卷得惊人，是一个年产值高达近万亿日元的巨大市场。总之，日本单亲家庭子女的超高贫困率能映射出大量问题。

然而，日本如今各种社会问题其实都埋在了几十年前。在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本进入了战后经济时代。这个时候的日本百废待兴，他们虽然被麦克阿瑟各种改造，但是他们依然保留了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倾斜式生产，就是将极其有限的资源集中投入到最基础、最关键的重化工业部门，以此作为突破口。

战时它是用这套方法来为战争服务，而战后是用来带动整个国民经济复苏，而且日本战后主导经济重建的官僚，很多都是战时负责经济计划的同一批人。

1945年后的日本，把大量资金和资源都集中在以煤炭和钢铁为中心的基础产业。当时的日本，为了大力推动基础产业，还进行了价差补给金。日本政府为了控制恶性通货膨胀，对煤炭、钢铁、化肥等基础物资设定一个较低的官方统制价格。生产企业如果按照这个官方价格销售，就会面临严重亏损，因为他们的人工、设备等成本远高于售价。

为了不让企业倒闭，政府动用财政资金，直接向生产企业支付官方价格与实际生产成本之间的差额，这就是价差补给金。日本当时之所以要这么做，主要是两个目的：稳定物价和扩大生产。

在短期内稳住了物价，并成功实现了煤炭和钢铁产量的快速回升。但是长期来看，政府为了支付巨额补贴，自然就需要印钱，这成了推高通货膨胀的罪魁祸首，而且还给当时的工人加上三重压力。

第一，政府印钞补贴引发恶性通胀，这意味着工人工资的购买力被瞬间稀释。

第二，在倾斜生产体系下，所有资源都流向资本密集型产业，国家口号是“生产再生产”，疯狂地去生产，工人的劳动成果被日本政府大量地以低价调拨走，用于未来投资，而没有及时反馈到他们的餐桌上和生活中。

第三，工作环境极其恶劣，尤其是煤矿工人，各种瓦斯爆炸、粉尘爆炸。所以他们这一代工人是属于牺牲的一代，是他们的牺牲，换来了日本工业体系的重生。当然，这也是一个国家在发展时所需要的一种手段，无可厚非。

因此，日本的煤矿产量从1945年的约2200万吨到了1948年回升到3480万吨，意味着日本重新获得了最重要的自主能源，可以用自己的煤来发电、炼钢、造机器。现代人对于煤炭基本没什么概念，其实煤炭是现代化的原动力。

现代钢铁生产离不开焦炭，焦炭在高炉中作为燃料和还原剂，将铁矿石炼成生铁，再炼成钢。没有煤，就没有现代钢铁产业，而没有钢铁，一切机械设备、武器装备、铁路、桥梁、船舶都无从谈起。同时，在石油和水电、核电普及之前，煤炭是火力发电的主要燃料。

但是日本当时这种产量高速提升，自然会带来负面影响，就是之前提到的通货膨胀。膨胀到什么地步呢？日本从1945年一直到1949年，由于恶性膨胀，物价涨了约70倍，就相当于4年前你1块钱能买一颗鸡蛋，现在要花70块。

不过当时虽然通货膨胀，工人的工资其实也一定程度上跟着上涨，其中最难受的是那些巨额资产持有者，也就是日本的财阀们和地主老财们。

当时的麦克阿瑟在日本解散财阀，分股份、农业改革分田地。名义上，麦克阿瑟是用国债和货币低价收购，再以贷款的方式把土地和股份卖给民众。通货膨胀这么严重，一来一回，地主和财阀们的资产严重缩水，而债务者因通胀实际上减轻了他们的债务负担，因为将来偿还的钱已经不值钱了。当时的日本民众可以说都在高呼“资本主义万岁”。

虽然日本民众得到了一次极大的财富再分配，但是通货膨胀的副作用依旧在持续。于是，麦克阿瑟从美国带来了一个叫约瑟夫·道奇的银行家，为日本进行金融改革，也叫道奇金融方针。他到日本主要做了4件事。

第一，超平衡预算，要求政府编制财政收入远大于支出的预算，不仅收支平衡，还要有巨额盈余，从而让日本政府强力回收市场上过剩的货币，从根本上扑灭通货膨胀的火焰。当然，这也会带来剧烈的震荡。

第二，停止补贴与贷款，彻底停止复兴金融金库的一切新贷款，并取消对所有企业的价差补贴，目的是斩断通货膨胀的源头。那些依赖补贴生存的僵尸企业，要么倒闭，要么就必须靠自己提高效率参与竞争。

第三，固定单一汇率，设定1美元等于360日元，这个汇率人为压低了日元价值，使日本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变得非常便宜，极大地刺激了出口。这也标志着日本经济再次融入世界经济体系。

第四，整顿财政与税收，改革税制，加强税收征管，削减政府开支，也就是从过去补贴企业变成对企业大幅征税。“你不干，有的是人干”，接受不了的企业该倒闭倒闭，失业率飙升就飙升，要的就是淘汰落后产能，资源向高效企业集中。当然，这也是日本政府在大力推行，因为这种天怒人怨的脏水有地方发泄：“是美国人搞得你们失业的，跟日本政府无关，是被逼无奈的。”

经过一顿的猛操作之后，日本的通货膨胀是解决了，但是紧缩经济又导致日本国内需求进入高度停滞。而在这个时候，一场大规模的战争救了日本，也就是1950年的朝鲜战争。战争爆发后，美国庞大的军事订单如雪片般飞向日本。正在道奇路线紧缩政策下痛苦挣扎的日本企业突然获得了大量的订单，工厂全面开工，失业率骤降，经济迅速复苏，日本经济学家称之为“天佑神助”。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朝鲜战争是美国的噩梦，是日本经济奇迹的真正起点。一场朝鲜战争，中国把美国打得就算是到了今天都心有余悸，也是我国的立国之战，而日本因为朝鲜战争，工业生产水平甚至赶超了战前水平，让日本没有提前进入长期的经济停滞漩涡当中。

但是这跟日本在后来变成贫富差距最严重的发达国家有什么关系呢？这是一场表面上拯救了日本经济的战争，实际上带来的后果就是巩固并强化了日本战后初期形成的一套特定的经济发展模式和社会结构。在朝鲜战争前，原本就是要戳破日本的财政补贴和倾斜生产的模式，目的是用短期的阵痛换来健康的市场机制和可持续的经济。

但是这个短期阵痛是真的非常痛，仅1949年，日本主要城市就有40多万人失业，这个过程非常痛苦，但方向是正确的，日本经济正在被强行剥离病态的财政补贴“呼吸机”，开始学习用市场竞争的“肺”自主呼吸。

朝鲜战争让日本在倾斜生产的模式上越走越远。军需订单其实就是美国政府给他买单的巨额补贴，再次让日本企业尝到了不依赖市场竞争，只需搞定关系，就能获得订单和利润的甜头。朝鲜战争的红利让日本形成了四大导致贫富差距的深层结构原因。

第一，战争红利巩固了日本政、官、财的铁三角，导致资源不断向上集中。在战前，倾斜生产和财政补贴已经让政府官僚和大企业形成了紧密的利益共同体，本来要给它打破，但是朝鲜战争来了，这个铁三角在战后被空前巩固。美军特需订单要求高、时间紧、规模大，只有具备强大生产能力和技术储备的大型企业才能承接，中小企业和新玩家很难分得一杯羹，而这些订单是通过政府官僚系统进行协调和指派，那里面的故事就十分精彩了。

大企业获得巨额利润后，并未用于大幅提高工人福利或广泛的社会分配，因为这钱不是在日本政府手里，而是在大企业手里。他们为了巩固这种关系，所以部分利润以政治现金等形式回流给支持他们的政客，巩固政治同盟。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他们能获得最好的政策、贷款和商业机会，而中小企业和普通民众被排除在利益分配的核心圈之外。

在这个基础上，日本诞生了第二个导致贫富差距的推手，让日本变成企业中心主义社会。为了高效完成订单，大企业开始推行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工资制，以此吸引和留住人才，确保生产稳定。这催生了日本著名的“企业战士”，公司提供从工资到住房、医疗的一切福利。这导致的后果就是一个人的生命轨迹和质量完全取决于他是否是一名大企业的正式员工，但这也意味着，一旦你无法进入这个体系，你就被彻底边缘化，几乎无法获得任何社会保障，社会公平让位于企业效率。

从这个基础上又诞生了第三大推手，就是劳动力市场的双轨制。大企业为应对大量订单，光靠正式员工自然是应付不过来，他也不会说让给其他中小企业去做，他们多数都是选择内部挤压，而不是外部协作。但是自己要完全啃下来又不现实，如果招大量正式员工，就意味着巨大的长期财务承诺，企业担心战争订单是暂时的，如果战后需求萎缩，养着大量昂贵的正式员工将成为沉重负担。

于是大规模雇佣临时工、派遣工、契约工、外包工，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因为资源高度集中在这些大企业那里，他们无处可去。这种模式日本从战后就一直维系到现在都没有完全解决，根深蒂固了，铁三角是越来越铁了。

从此又衍生出第四大推手，延迟了社会安全网的建设，弱化了再分配功能。政府和企业长期沉迷于这种增长优先的模式，认为只要经济蛋糕不断做大，一切问题都能解决。因此，建设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的任务被一再推迟。尤其是90年代后的日本，经济泡沫破裂后，企业变本加厉地使用非正式雇佣来压缩成本，非正式员工的比例从1990年代的不到20%，一路攀升至近40%。

现在的日本表面上建立了一个覆盖全面、制度健全的社会保障网络，但是构建得太迟。少子老龄化如海啸般袭来，社保体系从一个多数年轻人供养少数老年人的系统急速转变为少数年轻人供养多数老年人的系统。这意味着，任何提高福利水平的尝试，都要大幅提高年轻人的社保缴费或增加国家债务，两者都难以为继。日本意识到少子化问题严重后，才开始加大投入生育补贴，但补贴的速度赶不上需求，育儿成本依然高昂，未能有效提振生育率。

然而，跟不上的原因是因为长期的铁三角关系越来越铁，日本财阀越来越强大。日本任何政客上台都难以撼动财阀在日本的影响力，除非麦克阿瑟复活给它重新来一次猛药，否则在未来的日本，钱只会优先用于维持企业竞争力，而非补贴育儿家庭；政策的力度优先用于回应资本的诉求，而非民生的焦虑。

如今的日本财阀在金融全球化之下，已经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能量，他们不再是日本的财阀，而是总部恰好位于日本的全球巨头，与日本的国民利益逐渐脱钩，他们的繁荣不再必然等于日本国民的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