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1月10日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寒风凛冽。一辆黑色灵车缓缓驶入时，人群中突然传来低语：“主席刚提到小平同志！”消息如火星坠入干柴，瞬间点燃送别队伍的议论。追悼大厅内，周恩来总理站在陈毅元帅灵前，神情凝重——就在几分钟前，毛泽东与陈毅夫人张茜交谈时，突然将“邓小平”与“刘伯承”并提，语调虽平稳却掷地有声。周恩来立刻意识到这句话的分量，压低嗓音对工作人员说：“传出去，不得耽搁！”这七个字，成为撬动历史齿轮的关键支点。
三年蛰伏：从京西宾馆到南昌旧舍
时间回溯至1969年3月，京西宾馆灯火通明。一份标注“战备疏散”的机要电报中，邓小平的名字被划入江西名单。这位曾统率百万雄兵的老将，带着病弱的母亲和妻子卓琳南下南昌。在望城岗的旧校舍里，漏雨的屋顶让冬天室内比室外更冷。邓小平每日劈柴、烧水、为母亲翻身，深夜还要推着瘫痪的儿子邓朴方练习臂力。家人不敢问“还能回来吗”，但沉默中暗涌着不安。
北京并未遗忘。周恩来几乎每周致电江西，首句永远是：“小平同志身体怎样？”省革委会负责人心领神会，将招待所换成两层小楼，加装玻璃窗，垫付医药费。这些细节看似琐碎，却为三年后的“归队”埋下伏笔。
高层暗流：林彪事件后的转机
1971年9月，林彪事件震动中南海。毛泽东南巡返京途中，突然对身边人提及“瑞金时那股压倒一切的劲头”，并点名邓小平。那句“人还是那个好人”虽未公开，却在高层会议间悄然流传。周恩来敏锐捕捉到信号，开始指示各部委整理邓小平“一贯表现”的资料，为复出造势。
转机出现在陈毅追悼会上。毛泽东的评价被周恩来迅速放大：追悼会后不到一周，中央办公厅将会议记录整理为内部文件（编号72—01），发至各大军区和国务院各口。文件抵达南昌时，邓小平正在锯木头，接过“北京来电”后沉默良久，只道：“来得不易。”
复出之路：从信件到联合国讲坛
1972年8月，邓小平致信毛泽东，仅用八百余字请求“做些实际工作”，未提个人委屈。毛泽东批示“可阅”，并手写“派头子”三字，透出久违的调侃。周恩来立即在政治局会议上传达，复出程序正式启动。
1973年3月，国务院任命邓小平恢复副总理职务，主持经济工作。人民大会堂欢迎宴上，周恩来向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介绍：“这是我们久经考验的同志。”十天后，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访华，邓小平被安排在周恩来右侧全程陪同，外电头条出现新组合“Chou and Teng”。
复出并非一帆风顺。江青等人质疑“过急”，王洪文专程飞长沙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仅说“团结起来”，周恩来与叶剑英分别稳住军队和政府系统，确保指令落地。
国际舞台：三个世界理论震撼世界
1974年春，外交部为联合国特别会议人选犯难。毛泽东点名邓小平率团，并叮嘱“不要对外说是我定的”。江青反对“时机不成熟”，周恩来带王洪文面见主席，毛泽东笑道：“大家都同意就好。”会议最终一致通过。邓小平在纽约阐述“三个世界”理论，赢得32次掌声。法新社评论：“中国出现第二位能与基辛格争锋的谈判者。”
最后托付：周恩来的微笑与遗言
周恩来身体每况愈下，仍坚持每日听邓小平汇报。1975年初，邓小平兼任总参谋长，推进军队裁军、铁路治堵、工业扭亏。9月，第四次手术前，周恩来握着他的手说：“干得比我好。”这是两人最后一次长谈。四个月后，周恩来病逝。吊唁大厅里，邓小平宣读悼词时眼圈通红，首次公开承认：“若没有总理，就没有我的今天。”
从江西旧校舍到联合国讲坛，四年间每一次转折都与周恩来的推动、毛泽东的“定性”密不可分。陈毅追悼会上的那句“传出去”，成为70年代初中国政治风向骤变的标志，也见证了两位伟人如何以智慧与担当，改写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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