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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因一本关于土地改革的书籍启发，我沉浸于36集电视剧《生万物》的观看中，对剧中人物命运与土改政策的交织产生了深刻感悟。其中之一便是，人的善恶并不完全由阶级决定，这一观点打破了“亲不亲，阶级分”的传统观念。
而另一个引人深思的点是：土改之下，人物命运的微妙变化。
虽然人的善恶与阶级无直接关联，但命运却与阶级紧密相连。阶级与土地息息相关，土地改革又往往与革命同行，决定着阶级的变迁，进而影响着每个人的命运轨迹。
《生万物》以土地为核心，展现了人物命运在这片土地上，随着土地改革和阶级变化而起伏跌宕的历程。
该剧以山东鲁南为背景，描绘了从大革命到改革开放60年间的历史画卷。然而，浓墨重彩的笔触主要聚焦在1927至1947这20年间，随后从宁学祥“献地”离世，剧情直接跳跃至80年代中期的改革开放。期间，诸如土改、合作化、人民公社、“四清”、“文革”，以及改革开放后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等历史进程均被“留白”，仅通过绣绣的画外音简要提及了1964年大脚因抗洪护堤去世的情节。
这些“留白”为观众提供了“补白”的空间。
补白的关键在于土改，因为后续的历史逻辑与因果均源自于此。
补白的途径是为《生万物》中的几个家庭划定成分，一旦成分确定，人物命运的走向便清晰可见。
划定成分需参考相关书籍，其中详细记载了当年土改的政策理念、标准方法，特别是以河北、山东为中心，基于大量未刊土改档案，综合运用政治学、历史学理论和方法进行系统分析研究而成。该书从微观视角细致描述了土改在乡村的实际运作情况，并对这一伟大变革的得失进行了初步反思，极具阅读价值。
基于书中提供的土改政策与实际事例，结合剧中家庭人物、土地占有、主要经济来源等具体情况，我猜测了《生万物》中几个家庭可能被划定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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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学祥“献地”改命
宁学祥家拥有约700亩土地，通过地租剥削获取收入，并雇有长工，自己仅从事附带劳动，是典型的地主。然而，土改前发生了两点变化：一是大儿子宁可金成为八路军，他成了抗属；二是在离世之际，他将大部分土地“献地”给了民主政府，剩余土地分别给了妻子银子与其子宁可玉15亩，大儿子宁可金30亩，大女儿绣绣15亩。其他财产的分割比例可能与土地相反，银子和宁可玉获得较多，宁可金较少，绣绣可能不再获得。
从土地数量和其他财产来看，银子和宁可玉可划为中农，但仍有划为地主或富农的可能。一是银子带着个未成年的孩子，可能无力自耕，出租或雇佣长工是最佳选择。二是其他财产中应包含牛马驴骡等大牲畜，这些在划成分中权重较大。剧中，银子其后或改嫁铁头，时间当在土改之后，而铁头土改时已是村干部，因此银子和宁可玉划为中农的可能性更大。
大儿子宁可金最大可能是进城成为公职人员，不再参与土改，土地交给政府统一分配，财产或变现带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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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左氏“绝户产”充公统分
费左氏家拥有200-300亩土地，地租剥削为主要经济来源，另在城里经营有药铺，符合地主成分特征。然而，土改前费左氏、弟弟费文典、弟媳苏苏均已去世，家产成了“绝户产”。按传统做法，地和财产要被家族近支继承，与佃户的土地关系不会改变。但时逢土改，最大可能是土地由政府收回，统一分给其他农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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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头“永佃”成“拥有”
铁头家没地，以给地主当佃户、出卖劳力为生，当是贫农。铁头租种的是费左氏的地，但在第一次闹土改时，拥有了“永佃权”，成了“永佃户”。后来费左氏家虽绝户，但铁头仍是永佃户，一直到土改，铁头才从永佃户成了土地的真正拥有者。
铁头的情况并非个例，天牛庙村的佃户大多都是永佃户。
永佃权是永佃户长期耕作权的保障，地主不能随意撤佃。这是中国传统土地制度中一个核心且复杂的部分，将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彻底分离。
地主拥有“田底权”，是所有者，权利是收取地租，但无权干涉谁在种地，也无法收回土地自种。
永佃户拥有“田面权”，是使用者，权利包括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可以继承、出租、甚至转卖（称为“顶田”或“赔田”），无需地主同意。永佃户的唯一义务是向地主缴纳约定的定额地租，也叫铁板租，每年向地主缴纳固定数量的实物（粮食）或钱。无论丰歉，租额不变。永佃户自主经营，有了积极性，但也意味着荒年风险的独自承担。
与永佃制相关的“佃富农、佃地主”概念非常有意思，精准描绘了永佃制下产生的复杂社会阶层。
佃富农是永佃制可能催生的结果。永佃户通过勤劳经营，不仅种好了“田面”，还另租更多土地，甚至雇佣长短工。这时，名义上虽仍是佃户，但生活富裕，并存在剥削。土改时，这类人可能会根据剥削量被划为佃富农。
佃地主（二地主）是永佃权“可转让性”的体现。永佃户甲可以将自己的田面权转租给实际耕种者乙。这时，甲作为永佃户要给地主交租；乙作为甲的佃户，要给甲交租。如此，甲成了两者之间的二地主，土改时就会被划为佃地主。
《生万物》之所以提到永佃户，是为了展现当时农村土地关系的复杂图景。至少说明三个问题：一是土地兼并不一定是完全的“所有权”兼并，田面权的流转和集中也是重要形式；二是阶级划分不能光看表面身份，一个佃户完全可能因为经营有方而成为佃富农或二地主；三是土改之所以复杂，就在于它需要厘清这些盘根错节的历史遗留权属关系，最终实现“耕者有其田”的目标。
我联想到一个问题：铁头能成为佃富农或佃地主呢？
铁头在费左氏家获得的是13亩好地的永佃权，兴奋地在地头搭窝棚，与地睡在一起。这说明铁头对土地的热爱，并且勤劳、坚韧、有头脑，是种地的好手，具备成为“能人”的内在条件。
外在条件则是铁头没了被夺佃的后顾之忧，交租后的收益全归自己，给了他发家致富的动力。
从人物素质和制度可能性上看，铁头具备成为“佃富农”的潜质。
但实际上铁头不可能成为佃富农。他受到了一个完全无法突破的制约，这就是时间：1947年到1952年之间，社会剧烈动荡，不存在稳定的资本积累期。且政策导向限制富农经济。所以，在《生万物》所展现的历史中没有给他这个机会。铁头更典型的命运是成为土改中的积极分子和受益者，以贫农的成分，从永佃户成为完整土地所有权的拥有者。铁头这一虚构人物的命运与真实的历史逻辑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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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脚绣绣一家得益于人缘
大脚绣绣及封二一家原有18亩地，后来大脚开荒两亩，封二买了三亩，宁学祥临终前又给了大脚和绣绣15亩。这样他们家的土地数量达到了38亩。另有耕牛一头。
给大脚绣绣及封二一家划成分，情况比较复杂。
从土地数量上看，明显多于普通中农，具备富农的基本条件。
从拥有耕牛上看，属于“占有比较优裕的生产工具”，是富农经济的特征之一。土改中亦有先例：如在中提到，山东桓台“后七里庄，以牲口数为标准，没有牲口者为中农或贫农，有一到两头牲口者为富农，两头以上者为地主，致使各户纷纷出卖牲畜，全村牲畜数量很快从200多头减少到几十头。”
从自耕与剥削看，剧中封二家原有18亩地是自耕的。后来种植丹参，地里有其他人干活，没说是帮忙还是“扎觅汉”。但绣绣的丹参种植收入不错，说明封二家存在经常性的雇佣短工情况。
综合判断：大脚绣绣家的成分介于上中农与富农之间。两个关键看点：一看剥削量，看种植丹参雇短工获取的收入占全部土地收入的比例是否超过20%，超过了，离富农就近。二看人缘，划成分要经过村民民主评议。这一点，封二人缘虽一般，但土改前去世，大脚和绣绣人缘却很好，最终划为上中农的可能性要大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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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四与腻味的命运与土改无关
《生万物》中人物命运最没有悬念的非封四腻味家莫属。
封四腻味家最初有20多亩地，后好吃懒做、借高利贷逐渐卖光，完全失去土地和生产工具，靠出卖劳动力或乞讨、借债为生，成为农村中最困苦的阶层。如果他们能熬到土改，一定是贫农或雇农，甚至大概率会成为土改诉苦斗地主的积极分子。但《生万物》没给他们这个机会，封四勾结土匪为害乡里，死在乱枪之下。腻味投靠日本人当了汉奸，被八路处死。这是他们应得的下场，也告诉我们，人好坏不取决于阶级，即使封四腻味活到了土改，成了贫雇农，成了土改积极分子，但最终命运恐怕也好不到哪去。
综上，《生万物》中几个主要家庭在土改中可能被划定的成分大体如此。但必须指出，在现实生活中，情况会有变数，甚至是大变数。根据中提供的山东土改的具体案例看，土改中撇开剥削与否的生产关系标准，把占有土地和财富的多少作划定成分的唯一标准的情况不少。
“仓上村划分阶级主要以地亩多少为依据，无地者为赤贫，二亩以下算贫农，三亩半以下算中农，三亩半以上为富农，出租土地者为地主，雇长工但不出租土地、人均土地十亩以下者为经营地主。港里村划阶级时或以地亩为标准，2亩到3亩为贫农，3亩到4亩为中农，4亩以上为富农。”“或者只要生活好，有牲畜、大车、农具便是富农，如姜某劳力多而生活较好，但从无雇工等剥削情形，也被说成“化形地主”。
如此，大脚绣绣一家土改时有地38亩，封二去世，大脚娘、大脚、绣绣加两个孩子五口，人均7.6亩，如再加上土改时尚未成年的封四儿子没味，六口人均6.33亩。按上述事例4亩以上为富农的标准算，大脚绣绣一家也会是板上钉钉的富农，另外还有耕牛一头，人缘好恐怕也难管用。宁学祥的妻子银子和儿子宁可玉，两口人15亩地，人均7.5亩，还有大牲畜，那就是铁定的富农或地主。
如此，在土改之后的合作化、人民公社、“四清”与“文革”的历史进程中，大脚绣绣与他们的一儿一女的日子恐怕就不会好过了，被批斗会是家常便饭，儿子长大后不能参军是一定的，女儿只有嫁给贫下中农或许才可改命。银子带着宁可玉在土改后改嫁铁头是最好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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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命运要到1979年1月，中央做出《关于地主富农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份问题的决定》之后，才能得以改变。在《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一书第162页中有这样一段记述：据统计，1977年底全国尚有地主分子277.7万人，富农分子189.5万人，合计467.2万人（不含地主富农子女），如果算上子女，至少有1000万以上的人获得解放。
读一本好书，再看《生万物》会有全新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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