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间，留守儿童问题似乎得到了缓解——这并非标题党，而是孙立平教授团队在社会调研中发现的真实现象。自2019年以来，近5000万农民工因多重因素选择返乡，曾经分离的家庭在农村重新团聚。那些常年见不到父母的孩子，终于实现了每天在父母怀中入睡的梦想。
这本该是个温暖的故事，但掀开温情的面纱，背后却是一个更为庞大、更为沉重的社会难题。过去数十年，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制造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亲子分离。数千万留守儿童在缺失父母陪伴中成长，成为一代人心中的隐痛。如今，工厂流水线上的张大哥、餐厅后厨的李大姐、建筑工地上的王大叔，他们都回到了家乡。
但团聚的代价是什么呢？农民工大规模返乡并非乡村振兴的成功叙事，而是多重压力下的被动选择。疫情三年切断了无数人的就业渠道，城市生活成本持续攀升，制造业转型与服务业波动让低技能岗位变得不稳定，房地产业的巨变更让无数“王大叔”失去工地的工作。与此同时，老家农村那栋曾经只有春节才亮灯的房子，成了最后的避风港。
在湖南某村，老陈一家五口挤在十年前建的二层楼房里。他在浙江打工时每月能挣6000元，现在回到家乡，唯一的收入来源是四亩水田和偶尔的零工。“在城里攒下的钱，像冰块一样在太阳底下融化。”老陈苦笑着说。这就是返乡潮背后的真相——不是衣锦还乡的荣归，而是失去生计之后生存压力下的撤退。
当团聚的喜悦渐渐淡去，严酷的生计问题浮出水面。农村，这片承载着乡愁的土地，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测试。农业的难以获利性已成顽疾。我国工农业剪刀差的现象从始至终都存在，化肥、农药、种子一直都在涨价，但是粮食价格基本没有涨价。
在东北，种一亩玉米的净收益不足500元，仅相当于城市一天的日薪；在河南，一亩麦田收1000斤已经非常厉害了，2024年6月的价格约1.20元/斤，那么一亩麦田的收入是1200元，刨开成本，所剩无几；在西南山区，留守老人颤巍巍地扛着锄头爬上陡坡，种植的玉米刚够养大年猪。小农经济在现代化市场中步履维艰，有限的耕地、分散的经营、高昂的生产成本，让“务农致富”成为遥不可及的梦想。
更令人忧心的是农村的隐性失业。青壮年回到家乡，却找不到合适的就业岗位。一个中部省份的村庄，返乡的200多名劳动力中，超过六成处于半失业状态。村干部坦言：“他们回来了，但我们给不了他们未来。”
有限的资源正在被加速消耗。曾经靠打工收入建造的楼房，如今失去了持续的资金注入。农村合作医疗的缴费压力增大，人情往来的开支却分文不能少。在甘肃某个村庄，一位返乡农民直言：“在城里，我是穷打工的；回到村里，我成了吃老本的。”家庭团聚的温暖，抵挡不住口袋空空的寒冷。
面对这一重大社会转型，我们需要清醒的认识和务实的解决方案。千万不能听信某些“虎狼专家”的建议——恢复农业税，让农民体会“当纳税的快乐”。这种背离民意的言论，无异于在伤口上撒盐。农民为国家发展贡献了整整几代人的青春，如今他们需要的是扶持，而不是负担。
政府应当认识到，这不是暂时的困难，而是结构性的转型。我们需要的是系统性的农村振兴，而非应急性的安抚措施。首要的是创造农村就业机会。不是每个乡镇都能建起产业园，但可以发展适合本土的产业——特色种植、乡村旅游、手工艺品加工。在浙江某县，返乡青年带领村民发展电商，将当地竹编卖到了全国，创造了近百个就业岗位。
农业转型升级同样迫切。推动合作社模式，实现规模化经营；打通农产品销售渠道，让好产品卖出好价钱；提供职业技能培训，帮助农民向“新农人”转变。在四川某地，专业合作社统一采购农资、统一技术标准、统一品牌销售，使社员收入提高了三成。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改善更是当务之急。提升农村教育质量，改善医疗条件，打通物流“最后一公里”，这些都能为农村发展创造基础条件。
农民工返乡潮带来的家庭团聚，某种程度上确实缓解了留守儿童问题。但这种解决方式，如同用一个新的更大问题来覆盖旧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妥善应对，曾经为城市建设流汗的农民工，可能成为新时代的农村贫困人口。
这不是危言耸听。在田野调查中，研究者已经看到了令人担忧的迹象：储蓄耗尽后的窘迫、对前途的迷茫、家庭矛盾的增加......
乡村振兴，不能只停留在口号上。它需要真金白银的投入，需要切实可行的政策，更需要对这个为共和国做出巨大贡献的群体的尊重与关怀。农民工用他们的青春参与了城市的繁荣，现在，是时候让他们在家乡找到尊严和希望了。这个问题不仅关乎5000万返乡农民工的命运，更关乎中国社会的公平正义与长治久安。
当留守儿童问题“被解决”时，我们得到的不是终点，而是一个更艰巨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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