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鸟笼经济’理论由陈云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这一概念为中国经济改革划定了重要框架。在五届人大五次会议期间，陈云用‘鸟与笼子’的比喻阐释经济调控逻辑：‘搞活经济需在计划指导下进行，如同鸟需在笼中飞翔。笼子代表国家计划，其大小需动态调整，但不可缺失。市场调节必须在宏观计划框架内运行。’
历经四十余年改革开放，中国未脱离‘鸟笼经济’框架，形成了独特的‘宏观计划下的市场经济’模式，亦称‘中国模式’或‘举国经济’。这种模式既非完全计划经济，也非自由市场经济，而是通过政府调控与市场机制的结合实现资源配置。
美国经济目标更多体现为预期管理，政府缺乏强制执行权。例如2025年特朗普政府叫停电动汽车充电桩资助计划时，即遭17个州联合起诉，凸显其行政权限受联邦制约束。而中国通过年度GDP目标设定（如5%增速），配合超长期特别国债等工具，确保目标实现。这种行政意志主导的模式，与市场自主调节形成鲜明对比。蚂蚁金服案例即显示，私人资本扩张若突破‘鸟笼’边界，将面临严格监管。
宏观计划的有效实施依赖所有制结构。2025年上半年土地市场数据显示，TOP100拿地企业中75家为央国企，占比达75.6%。这种所有制格局为土地财政提供了稳定支撑，也解释了为何需‘理直气壮发展国企’。完全私有化将削弱宏观调控能力，导致政策目标难以落地。
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核心区别在于执行令来源。中国模式中，宏观信号由政策文件发出，通过行政力量推动要素配置（如城投公司托底土拍）。而市场经济依赖价格体系动态调节，当房价下跌时，市场会自动减少供应（土拍流拍）。若行政干预强行维持土拍，将导致市场信号失真，使经济预测复杂化。
实现十八届三中全会‘市场主导资源配置’目标，需先完成理念转型。当前模式中，政策文件仍主导资源配置方向，而真正市场机制应通过价格信号自发调节。例如房地产调控需减少行政干预，让市场供求关系决定土拍结果，避免城投公司负债拿地等扭曲行为。
中国经济的独特性在于，既非完全自由放任，也非僵化计划管控，而是通过动态调整‘鸟笼’边界实现发展。这种模式在保障战略目标实现的同时，也面临如何进一步提升市场效率的挑战。未来改革方向，或在于扩大市场调节空间，同时完善宏观调控工具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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