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彭，立刻来北京，越快越好！”1950年9月16日凌晨两点，电话里林彪的嗓音显得有些沙哑，却透出少见的急切。彭富九在武汉放下话筒，心中已经明白：仁川登陆带来的风暴，比所有人想的都猛。
回到前一天——9月15日，美第10军在仁川强行登陆，半岛局势突然翻面，原本胶着的前线被撕开缺口。其实中央早在七月就给平壤捎过信：“小心美军从西海岸抄后路。”只是斯大林没松口，中国出兵的设想停在纸上。眼看人民军主力被牵制在洛东江，后背又被敌军割裂，毛主席那句“九月底前准备完毕”立刻显得分外刺耳——准备归准备，真要谁领兵冲过去？
当时总参内部传着一份“能打立体战的六人”名单：彭德怀、林彪、刘伯承、徐向前、粟裕、陈赓。刘伯承忙着筹建陆军大学；徐向前旧伤复发，连总参的公文都由聂荣臻代签；陈赓已经套好草帽去了越南；粟裕高血压加美尼尔氏综合征，在苏联医院打点滴。纯粹算下来，只剩彭、林二人“健康在线”。
老林为啥犹豫？外界常拿“畏战”说事，其实他打不打首先得能熬夜。早在解放战争东北战场，他就因神经衰弱常常头痛欲裂，甚至提前离开前线去武汉静养。苏联档案也能找到高岗写给莫斯科的求医电报。身体不好是真，谨慎也是真。辽沈战役他对“关门打狗”拖了两天，背地里他爱说一句口头禅：“少死一个师就是胜利。”
然而，谨慎不等于拒绝履职。七月北京开第二次保卫国防问题会议，他当面告诉毛主席：“四野义不容辞，要几个军给几个军。”随后还亲自提议把13兵团黄永胜和15兵团邓华对调，并推荐粟裕当边防军司令。毛主席全盘通过。由此可见，他不是不想干，而是想把提前量做足。
仁川登陆后第三天夜里，彭富九赶到富强胡同的小院。灯下，林彪递给他一纸手令：“技侦局立即抽人组队，随我进朝鲜。记住，就算最后不去，你也不能对外提半个字。”这份保密令直到多年后才在回忆录里浮出水面，说明林彪对“我可能要上前线”这一点，并非嘴上说说。
与此同时，周总理奉命赴莫斯科谈援助。林彪虽身体欠佳，也搭同一班机同行，本意除了看病还有帮总理“压价要货”。谈判桌上，周总理先放了一句“最好还是不出兵”，实际是要诱斯大林增加军援。斯大林回敬：“不出兵，美军顶多一周就到鸭绿江。”摆明是想推中国上场。
谈判卡在空军问题——苏联只愿意“后方掩护”，不能飞过“三八线”。周总理坐在沙发里一句“打仗不能靠木头枪”，气氛降到冰点。宴会上斯大林举杯示好，林彪一句“医生不让喝”敬而不饮。师哲后来回忆，老斯尴尬地笑了笑，“没毒，来一口也行吧？”林彪还是放下杯子，连姿态都懒得做。有人小声嘀咕：“这位瘦将军何以指挥千军？”场面够冷，却真实。
10月12日，北京收到了“中苏一致同意不出兵”的联电。毛主席当天批示“各部暂不出动”，留了个回旋。第二天便派人把彭德怀从沈阳叫回。“你看还打不打？”主席问。彭老总想了足足十分钟，只留下一句：“空军不来就不来，炮可以多要几门，依旧能打。”这句话为会场定了性。
再往后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节点：10月18日晚，邓华接电，四个军夜渡鸭绿江；10月25日，义勇军在两水洞拔掉第一颗钉子。至此，志愿军司令员的人选终于尘埃落定——彭德怀。林彪留在莫斯科继续治疗，直到翌年春天才回国。
假如当日毛主席回电同意“游击战略”，半岛北部也许会出现另一种战法：人民军转上山，中国提供武器，而林彪或许真会以“四野教头”身份到长白山后方建训练营。历史没走那条岔路，不能证明它就是错路，却能说明决策之难——一边是工业差距悬殊的热战，一边是可能漫长无尽的游击。
对于那些亲历抉择的人，很多细节被尘封多年。林彪那张没喝下去的红宝石酒，彭德怀桌上的十分钟沉默，周总理“要枪不要空”的讨价还价，都是那个秋天真实存在的瞬间。人们常说将帅决胜千里，其实决的是分寸：多一门炮还是多一个师，喝一口酒还是放下杯子，差一点，就可能是完全不同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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