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共3524字 | 阅读需7分钟
作者：钱坤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与“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两首诗将荔枝的意象推向极致。苏轼笔下的荔枝是味觉的享受与豁达的象征，而杜牧的诗句则暗含盛唐的奢靡与危机。杨贵妃虽贵为宠妃，却无法像苏轼般自由品尝岭南荔枝，只能依赖劳民伤财的运输。安史之乱后，她背负骂名，成为历史替罪羊。一枚荔枝，竟能折射出如此复杂的制度困境，这或许正是马伯庸创作《长安的荔枝》的灵感来源，也是其被改编为影视剧的核心原因。
笔者先观电视剧，后看电影，更偏爱电视剧版本。雷佳音饰演的李善德深入人心，虽被诟病“拖沓”，却更深刻展现了官僚体制与市场经济、科技理性的冲突。电影则落入“小人物求生”的俗套，缺乏对制度批判的深度。
《长安的荔枝》：一场官僚体制的“技术绞杀”
故事背景设定于唐玄宗时期，皇帝为博杨贵妃一笑，命九品小吏李善德在贵妃生辰前，将岭南新鲜荔枝运至长安。以当时的储运条件，这近乎不可能。三省六部推诿扯皮，同僚陷害，李善德被迫接下“荔枝使”的差事。
李善德是典型的技术官僚，算科出身，精通数字与科研，却不善交际。他深入岭南，将经济理性与科学精神发挥到极致：调研成本、压缩开支、反复实验，最终将荔枝保鲜期从三天延长至十一天，并设计出“生产-运输-转卖”的完整链条。若计划成功，岭南亚热带水果可运至长安，长安奢侈品也能惠及岭南，形成双向贸易。胡商苏谅敏锐捕捉商机，提供资金与工具，助其试验。这本是科技与市场结合的典范，却因官僚体系的介入而夭折。
官僚垄断：科技与市场的双重窒息
右相杨国忠与太监鱼常侍发现方案可行后，立即用行政手段接管运输。他们砍伐荔枝树、加征沿途赋税、征用驿马，造成巨大浪费与民怨，而官员们却中饱私囊。这一对比揭示：封建极权下，稀缺性、成本核算与资源调配不在官僚体系的考量范围内。李善德的技术优势被权力垄断，市场机制被行政指令取代，科技理性沦为权力的附庸。
马伯庸或许借此批判古代专制体制对创新的压制。李善德不站队、不逢迎，只专注技术，却因“不合群”被排挤至上林苑。即便如此，他仍钻研出种植牡丹的诀窍，但这种技能的价值完全取决于皇帝的需求。若皇帝不喜牡丹，他的技术便毫无用武之地。这折射出古代科技发展的困境：需求由皇帝一人决定，技术进步无法惠及民众。
李善德与郑平安：两种生存状态的镜像
电视剧中，李善德的“窝囊”与小舅子郑平安的“圆滑”形成鲜明对比。郑平安表面是官场马屁精，实则忍辱负重，试图以恶制恶，恢复家族荣誉。他的故事线揭露了宫廷倾轧与盛唐腐败，而李善德的钻研精神则凸显了市场体系下“做事者”的感染力。然而，京城官员或推诿搪塞，或落井下石，手握重权的鱼常侍与杨国忠更将李善德视为棋子。对事负责的科技人才，在对人负责的官僚体系中，注定被边缘化。
郑平安的结局颇具讽刺：为掩护李善德逃跑，他牺牲生命。这一选择既是对官僚体制的反抗，也是对内心“善”与“纯”的坚守。而李善德在寿宴前对荔枝做手脚，用海棠果催熟，使其表面鲜美、内里腐烂，让杨国忠颜面尽失，暗喻盛唐的表面繁荣与内在危机。
荔枝园：田园牧歌还是集体主义乌托邦？
剧中阿僮姑娘的荔枝园既是理想的桃花源，也是集体主义乌托邦的缩影。人们在此劳动为乐，远离官僚与市场侵蚀。然而，市场秩序可能让荔枝园走向世界，官僚体系却只会将其据为己有。这种对比引发思考：市场经济是否会侵蚀田园牧歌？答案或许取决于制度的设计。
苏谅的“义利之辩”：商人形象的突破
苏谅的形象颠覆了传统商人“重利轻义”的刻板印象。他初始投资李善德，看似逐利，实则推动了荔枝储存技术的发展。这一设定暗合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的观点：“我们能吃到晚餐，并非因屠夫、酿酒师或面包师的仁慈，而是因他们关心自身利益。”讽刺的是，苏谅在血本无归后，反而体现了“义气”。他或许与阿僮一样，欣赏李善德的钻研精神，认为创新是贸易发展的动力。
历史之问：为何工业革命未发生在中国？
《长安的荔枝》或许提供了部分答案。李善德代表被历史掩埋的天才科学家，苏谅代表“本可以如此”的另类社会。明代资本主义萌芽为何未能成长？工业革命为何缺席中国？四大发明后，为何缺乏推动人类文明的重大科技成果？这些追问，在李善德与苏谅的故事中，找到了制度层面的注脚。
结语：荔枝背后的制度隐喻
表面光鲜、内里腐烂的荔枝，恰是盛唐危机的隐喻。李善德如戳破皇帝新装的孩子，他的价值无人看见，结局只有逃跑。剧中阿僮的荔枝园、苏谅的商业智慧、郑平安的牺牲，共同构成一幅封建极权下科技与市场被扼杀的悲歌。或许，这正是《长安的荔枝》最深刻的启示：制度的设计，决定了科技与市场的命运。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号立场）
猜你喜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