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月后，当我接到大伯那个带着哭腔的电话时，我攥着手机，手心里的汗把冰冷的机身都捂热了。
电话那头，是恳求，是忏悔，是关于一个天文数字般的债务。
而我爸，陈卫国，只是在我旁边，默默地给我续上一杯滚烫的茶水，看着氤氲的水汽，平静地说了句：“现在晓得了吧？”
那一刻，我才真正明白，那三百八十万的年终奖，像一块烧红的炭，在我心里揣了整整一个春节。而我爸让我只带回去的那五百块钱，不是一道莫名其妙的指令，而是一道为我挡开滔天巨浪的，无声的堤坝。
故事，还得从三个月前，那通彻底搅乱我思绪的电话说起。
第1章 一通反常的电话
“陈默，恭喜啊！今年项目大获成功，公司决定，给你发……三十八万的年终奖！”
电话里，老板的声音带着几分酒后的兴奋，每一个字都像一颗甜蜜的炸弹，在我耳边轰然炸开。三十八万，这个数字对我来说，不亚于一笔天文巨款。我叫陈默，一个在上海拼了八年的普通程序员。八年里，我从一个连地铁线路都搞不清的愣头青，熬成了项目组的技术骨干。头发越来越少，眼镜度数越来越深，银行卡里的数字，也终于开始变得体面。
挂了电话，我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去奢侈品店犒劳自己，而是拨通了远在苏北老家的父亲的电话。我想把这个好消息第一个告诉他。
电话响了很久才被接起，那头传来父亲陈卫国熟悉又略显沉闷的声音：“喂，阿默？”
“爸，是我！”我强压着激动，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尽量平稳，“告诉你个好消息，我们项目今年效益特别好，公司……公司给我发了三十八万年终奖！”
我期待着电话那头会传来惊喜的、赞许的、哪怕是略带炫耀的笑声。父亲是个要强了一辈子的人，我出人头地，一直是他最大的念头。过去，我考上大学，他请了全村人吃饭；我找到工作，他把录取通知的复印件贴在堂屋最显眼的位置。这次，三十八万，足够他在亲戚邻里间把腰杆挺得笔直了。
然而，电话那头却是一阵长久的沉默。
久到我甚至怀疑信号是不是断了。我看了看手机屏幕，通话仍在继续。
“爸？你听见了吗？三十八万！”我又重复了一遍，加重了语气。
“听见了。”父亲的声音听不出什么波澜，像一块被扔进深潭的石头，连个回响都没有。他顿了顿，说出了一句让我匪夷所思的话：“哦，知道了。今年过年回家，你就带五百块钱回来就行了。”
“什么？”我以为我听错了，“爸，你说多少？”
“五百。”父亲的语气不容置疑，像是在宣布一个既定事实，“现金，放在口袋里。别多带，也别在外面跟任何人说你发了多少钱，包括。”
我的大脑瞬间宕机。三十八万和五百，这两个数字之间的鸿沟，大到足以让我怀疑父亲是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可他的语气里，没有一丝玩笑的成分。
“爸，为什么啊？”我不解地追问，“三十八万，我本来还想着过年回去给家里添点大件，给您和我妈换个新手机，再把院子里的路给修一修……”
“不用。”父亲干脆利落地打断了我，“家里什么都不缺。你听我的，就带五百块钱。路上买点东西，到家给，就说是公司今年效益不好，年终奖就发了这点意思一下。”
“效益不好？可我明明……”
“陈默！”父亲第一次连名带姓地喊我，语气严肃了起来，“你是我儿子，我还能害你？按我说的做，一个字都别多问，也别多说。就这么定了。”
说完，他直接挂断了电话。
听着手机里传来的“嘟嘟”忙音，我愣在原地，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激动和喜悦被一盆冷水从头浇到脚，剩下的全是浓得化不开的困惑和一丝隐隐的委屈。
父亲这是怎么了？他不是最爱面子的人吗？儿子出息了，赚大钱了，这本该是他在亲戚面前最有底气的时候，他为什么要把这天大的好事死死捂住？甚至还要我编造一个谎言，扮演一个混得不怎么样的角色？
我想不通。我甚至开始胡思乱想，是不是家里出了什么事，父亲怕我知道了担心，所以用这种方式暗示我？还是他听信了什么迷信的说法，觉得“财不外露”？
那一晚，我翻来覆去，彻夜难眠。三十八万的银行到账短信，像一句无声的嘲讽，提醒着我这个春节返乡之旅，注定不会那么简单。但我了解我的父亲，他虽然文化不高，脾气固执，但一辈子没做过一件糊涂事。他的话，就像家里的老黄历，虽然看着旧，但总有他的道理。
最终，我还是决定听他的。不是因为我理解了，而是出于一种儿子对父亲近乎本能的信任。
第二天，我去银行取了五百块崭新的现金。看着ATM机吐出的那薄薄的五张钞票，又看了看手机银行里那串长长的数字，我苦笑了一下。
这个年，恐怕会过得相当“精彩”。
第2章 “寒酸”的归途
临近春节，回家的票再难抢，也挡不住归心似箭的人。我背着一个简单的双肩包，里面除了几件换洗衣物，就是一个装着五百块钱的信封。我甚至没敢买什么贵重的年货，只在上海站的特产店里，挑了些包装普通的糕点和腊味，总共花销控制在三百块以内。
踏上高铁，周围的旅客大包小包，脸上洋溢着满载而归的喜悦。有人在打电话，大声地讨论着年终奖买了什么车，准备给父母包多大的红包。每当这时，我都会下意识地把头转向窗外，感觉自己像个格格不入的异类。
八个小时的车程，我脑子里反复预演着回到家后的场景。如何跟我妈解释这“寒酸”的年货和红包？如何在亲戚们的“关心”下，自圆其说？父亲那通没头没尾的电话，像一个谜团，压得我喘不过气。
终于，列车抵达了我们那个小县城。一出站，熟悉的乡音和湿冷的空气扑面而来。我深吸一口气，打了个车，直奔镇上的老家。
车子在熟悉的巷口停下，远远地，我就看到了家门口那个熟悉的身影。是我爸，陈卫国。他穿着一件半旧的深蓝色棉袄，双手揣在袖子里，在门口来回踱步，显然已经等了很久。
看到我下车，他快步迎了上来，眼神第一时间不是落在我身上，而是在我手上提的那些东西上。看到那几个朴素的礼品袋，他紧绷的脸上似乎松弛了一点。
“回来了。”他接过我手里的东西，掂了掂，声音不大。
“爸。”我应了一声，跟在他身后往家走。
一进门，妈李秀兰就从厨房里迎了出来，手上还沾着面粉。“阿默回来啦！快，快进来，外面冷！”她看到我，笑得合不拢嘴，但当她的目光落在我爸手里的年货上时，脸上的笑容明显僵了一下。
“就……就带了这点东西？”她迟疑地问。
我心里咯噔一下，知道第一道坎来了。我硬着头皮，按照父亲的剧本说道：“嗯，妈，今年公司效益一般，项目多，利润薄，年终奖……也就发了点意思意思。”
说着，我从口袋里掏出那个信封，递给她：“妈，这是我给您和爸的，不多，你们拿着买点想吃的东西。”
李秀elan接过信封，捏了捏那薄薄的厚度，脸上的失望几乎掩饰不住。她是个藏不住心事的人，嘴上说着“回来就好，带什么东西”，但眼神里的失落骗不了人。她大概是听邻居家谁谁谁的儿子在北京赚了大钱，过年给家里换了全套家电，心里早就有了期盼。
“哦，好，好。”她把信封揣进兜里，转身进了厨房，“你们爷俩坐，饭马上就好。”
我能感觉到，厨房里传来的切菜声，比平时重了许多。
客厅里，只剩下我和我爸。他给我泡了一杯热茶，就是他平时最爱喝的那种廉价的茉莉花茶，香气很冲。
“路上还顺利？”他问。
“挺顺利的。”
“工作累不累？”
“还行，习惯了。”
对话简短而克制，像两个许久未见的生客。我几次想开口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但看到他那张布满皱纹、不苟言笑的脸，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他不说，我问了也没用。
气氛有些沉闷。父亲默默地抽着烟，烟雾缭绕中，我看不清他的表情。我只能低头喝茶，滚烫的茶水滑过喉咙，却暖不了心里的疑惑。
我知道，这只是开始。真正的考验，是大年三十那顿必须所有亲戚到齐的年夜饭。尤其是我的大伯，陈卫强，还有他那个跟我同龄的儿子，我的堂哥，陈磊。
第3章 暗流汹涌的年夜饭
大年三十，天还没黑，大伯陈卫强一家就到了。
大伯和我爸是亲兄弟，但性格截然不同。我爸陈卫国，一辈子在村办厂当工人，踏实肯干，沉默寡言。而大伯陈卫强，脑子活络，早年就出去跑生意，在我们这个小地方，也算是个小有名气的“老板”。他总是穿着一身不太合身的西装，头发抹得油光锃亮，说话声音洪亮，走到哪里都是焦点。
堂哥陈磊，更是大伯的骄傲。他在县城的事业单位上班，娶了个漂亮媳妇，开着一辆十几万的国产车，在我们这些亲戚眼里，是“吃公家饭”的体面人。
“哎呀，卫国，弟妹，新年好啊！”大伯人未到声先到，拎着两瓶包装精美的白酒进了门。
“哥，嫂子，快坐。”我爸起身迎接，脸上挤出一丝笑容。
寒暄过后，大伯的目光很自然地落在了我身上。“哟，阿默回来了！在上海混得怎么样啊？看你这气色，大城市就是养人啊！”
“还行，大伯。”我礼貌地回答。
“什么叫还行啊，你这孩子就是谦虚！”大伯拍了拍我的肩膀，力道不小，“我可听说了，你们这行，叫什么……哦，程序员，赚钱得很！年终奖都得发个十几二十万吧？”
他的话音一落，整个客厅的空气都仿佛凝固了。我妈的表情变得有些不自然，我爸则是不动声色地拿起茶壶，给大家添水。
我心里一紧，知道重头戏来了。我瞥了一眼我爸，他没有看我，但我能感觉到他投来的无形压力。
我只能硬着頭皮，露出一个略带尴尬的笑容：“哪有啊，大伯，您太高看我了。我们这行现在竞争也激烈，公司效益也就那样，今年……今年就发了几百块的过节费，当个路费。”
为了让谎言更逼真，我还特意把“几百块”说得含糊不清，像是不好意思提及具体数字。
“几百块？”大伯的嗓门瞬间又高了八度，脸上写满了不信，“不可能吧！阿默，你可是985的高材生，在上海那种地方，怎么可能就这点？你跟大伯说实话，是不是发了十几万，怕我们借钱，故意说少的？”
这话问得极其露骨，也极其伤人。我妈的脸瞬间涨红了，想说什么，却被我爸一个眼神制止了。
“哥，你喝茶。”我爸把一杯茶推到大伯面前，语气平淡地说，“孩子在外面不容易，赚多赚少，平安回来就好。现在大环境就这样，生意也不好做，是吧？”
他最后一句话，意有所指地看向大伯。
大伯的脸色微微一变，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没再追问。
这时，堂哥陈磊开口了，他看似在打圆场，实则是在火上浇油：“爸，你也真是的，阿默刚回来，你问这些干嘛。不过话说回来，阿默，在上海压力确实大。你看我，在县城虽然赚得不多，一年也就十来万，图个安稳。前两天单位刚发了三万块的年终奖，我琢磨着开春把车换了，换个二十多万的合资车，开出去也气派点。”
他一边说，一边把自己的车钥匙往桌上一放，钥匙上那个明晃晃的合资车标，在灯光下显得格外刺眼。
整个饭桌上的人，目光都聚集在了那串钥匙上，又若有若无地瞟向我。
那一刻，我感觉自己像个被公开处刑的失败者。我能感觉到亲戚们眼神里的同情、疑惑，甚至是一丝轻蔑。在他们眼里，一个在上海打拼多年的名牌大学毕业生，混得还不如县城事业单位的堂哥，这本身就是个笑话。
我妈的头埋得更低了，几乎要碰到碗里。
我心里憋着一股火，不是因为被比下去的羞辱，而是因为这种被人摁着头承认自己“不行”的憋屈。我明明手握着足以让所有人闭嘴的资本，却只能在这里扮演一个落魄的“沪漂”。
我攥紧了桌下的拳头，指甲深深地嵌进肉里。我真的不明白，父亲为什么要让我承受这一切。
整顿年夜饭，就在这种诡异的气氛中进行着。大伯和堂哥高谈阔论，从县里的规划讲到国际的形势，言语间充满了成功人士的优越感。而我们这一桌，则显得异常沉默。我爸只顾着喝酒，我妈埋头吃饭，我则像个局外人，味同嚼蜡。
那顿饭，我吃得无比漫长。每一秒，都是煎熬。
第4章 父亲的“怪”与我的“怨”
年夜饭不欢而散后，家里陷入了长久的沉默。我妈默默地收拾着碗筷，眼圈红红的。我知道，大伯和堂哥的话，像一根根刺，扎进了她的心里。她是个好面子的人，儿子的“落魄”，比自己受委屈还难受。
我终于忍不住了。
等我妈回房睡下，我走到院子里，我爸正坐在那棵老槐树下抽烟。冬夜的寒风吹过，卷起地上的落叶，发出沙沙的声响。
“爸。”我走到他面前，声音有些沙哑，“你今天都看到了。你到底为什么要我这么做？”
我的语气里带着压抑了许久的怨气，“被人当笑话看，很有意思吗？我辛辛苦苦在外面拼了八年，好不容易有点成绩了，回到家，不仅不能让你们跟着骄傲，还得装成一个失败者。我不明白，这到底是为了什么？”
父亲没有立刻回答我。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烟，然后将烟头在地上摁灭。昏暗的灯光下，我看到他的侧脸，皱纹比去年更深了，眼神里透着我看不懂的复杂情绪。
“阿默，”他终于开口，声音比平时更低沉，“树大招风，水深流急。有些事，你现在不明白，以后会明白的。”
“以后是多久？”我追问道，“爸，我们是一家人，有什么事不能开诚布公地说吗？你让我演这场戏，总得给我个理由吧？哪怕你告诉我，家里欠了钱，需要我这笔钱来填窟窿，我也认了。但你什么都不说，就让我这么不明不白地受着，我心里堵得慌。”
父亲抬起头，看了我一眼。那眼神，很深，很沉，像一口古井。
“你大伯最近的生意，你了解吗？”他突然问了一个毫不相干的问题。
我愣了一下，摇了摇头：“不太清楚。就听他说一直在做什么……建材生意，好像还不错。”
“不错？”父亲冷笑了一声，那笑声里带着一丝不易察 ઉ的嘲讽，“表面上看着光鲜罢了。去年，他把我们家那几万块的积蓄，还有你姑姑家的钱，都投了进去，说是要干一票大的。整天在外面请客吃饭，车也换了，架子端得比谁都高。”
我心里一动，隐约感觉到父亲想说什么。
“你大伯这个人，好大喜功，爱面子，一辈子都想压我一头。”父亲继续说道，语气里带着几分无奈，“他要是知道你今年发了这么多钱，你猜他会怎么样？”
“他……他会为我高兴吧？”我说得有些底气不足。
“高兴？”父亲摇了摇头，“他会觉得你的钱，就是他的钱。他会想尽一切办法，把你的钱掏出来，投进他那个无底洞里。到时候，你是借，还是不借？借了，这钱多半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不借，你就是忘恩负义，六亲不认。咱们家，以后在这亲戚里，就再也抬不起头了。”
父亲的话，像一块巨石，重重地砸在我的心上。我回想起年夜饭上大伯那毫不掩饰的盘问，那句“是不是怕我们借钱”，原来不是一句玩笑话，而是真实的试探。
“就……就因为这个？”我还是觉得有些难以置信，“就为了防着大伯，就让我受这种委屈？”
“这不叫委屈。”父亲站起身，拍了拍我肩膀上的灰，“这叫保护。阿默，钱是个好东西，但也能把人变成鬼。在没看清人心之前，把钱亮出来，就是把自己放在火上烤。爸没读过多少书，但活了这大半辈子，这点道理还是懂的。”
他看着我，眼神变得格外认真：“爸知道你委屈，也知道委屈。但爸宁愿让你们受这点嘴皮子上的委屈，也不想让你辛辛苦苦赚来的血汗钱，被人惦记，被人算计，最后打了水漂，还落一身不是。”
说完，他转身回了屋，留下我一个人在寒风中站了很久。
父亲的话，解释了一部分我的疑惑，但并没有完全说服我。在我看来，他的担忧或许有些道理，但未免太过悲观，甚至有些“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大伯再爱面子，终究是亲兄弟，难道真的会为了钱，算计自己的亲侄子吗？
那个春节，我过得异常压抑。走亲访友时，总能感受到旁人异样的眼光和背后窃窃的私语。堂哥陈磊更是时不时地在我面前，有意无意地炫耀他的新车计划，言语间充满了过来人对“在大城市打拼的失意者”的“提点”和“安慰”。
每一次，我都只能报以尴尬的微笑。每一次，我心里的那份怨气，就又加深一分。
我开始觉得，父亲或许是老了，变得多疑和保守。他用他那套老旧的处世哲学，给我套上了一个无形的枷锁。
我盼着这个春节赶紧过去，我好尽快逃离这个让我感到窒息的环境，回到上海，回到那个凭能力和代码说话的世界。
第5章 平静下的裂痕
春节假期在压抑和沉闷中结束了。
离开家的那天，我妈给我煮了饺子，出门时往我包里塞了一个红包，捏上去厚厚的。我没打开，也知道里面是什么。她用这种方式，弥补着她觉得对我的“亏欠”。
父亲送我到村口，一路无话。直到我要上车时，他才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布包，塞到我手里。
“这里面是茶叶，你带到上海喝。提神。”他顿了顿，又补充了一句，“阿默，在外头，自己多留个心眼。记住爸的话，财不外露，不是坏事。”
我点了点头，没再说什么。
回到上海，我又一头扎进了忙碌的工作中。高强度的工作节奏，很快就让我暂时忘记了春节期间的种种不快。那三十八万年终奖，我一分没动，就那么静静地躺在银行卡里。我心里憋着一股劲，想着等下一个项目做成了，拿到更多的奖金，下个春节，我一定要风风光光地回家，用事实证明给我爸看，他的担忧是多余的。
之后的一两个月，生活似乎恢复了平静。
我偶尔会跟家里通电话，妈总是旁敲侧击地问我工作顺不顺利，奖金有没有补发。我知道她还对年夜饭上的事耿耿于怀。而爸，则从不问我钱的事，只是叮嘱我注意身体，按时吃饭。
大伯一家，似乎也渐渐淡出了我的生活。只是有一次，我妈在电话里无意中提起，说大伯最近好像特别忙，整天不着家，听说是接了个大工程，要发大财了。堂哥陈磊的车，也真的换了，是一辆崭新的大众迈腾，在镇上风光无限。
听到这些消息，我心里五味杂陈。一方面，我为父亲的“过度防备”感到一丝不值；另一方面，我又隐隐觉得，这风光的背后，似乎有些不太对劲。
真正的裂痕，出现在三个月后的一个周末。
那天我正在加班，接到了我妈的电话，她的声音带着哭腔：“阿默，你快劝劝你爸！他要跟你大伯打起来了！”
我心里一惊，赶紧追问怎么回事。
原来，大伯找到了我爸，开口就要借十万块钱，说是工程上资金周转不开，急用。我爸一口回绝了，说家里没钱。大伯不信，说我这个在上海当“大老板”的儿子，怎么可能拿不出这点钱。两人说着说着就吵了起来，最后差点动了手。
“你爸那个犟脾气，死活不松口，说没钱就是没钱。你大伯现在就在我们家门口骂，说我们家发达了就六亲不认，说你爸是白眼狼……”我妈在电话那头泣不成声。
我拿着电话，手心开始冒汗。我爸的预言，似乎正在一步步应验。
“妈，你别急，我这就给爸打电话。”
我挂了电话，立刻拨通了父亲的号码。电话响了很久才接通，那头传来父亲粗重的喘气声。
“爸，你没事吧？”
“没事。”他的声音听起来很疲惫，“一点小事，你别管。”
“怎么能不管？大伯是不是找你借钱了？”
“嗯。”
“你……一分都没借？”
“为什么要借？”父亲反问我，语气里带着一丝怒气，“他的那个工程，就是个骗局！我早就打听清楚了，就是个传销式的集资盘，拉人头投钱进去，承诺给高额回报。前面投钱的人，用后面人的钱来付利息。现在资金链快断了，他这是在找最后的冤大头！”
我倒吸一口凉气。我怎么也没想到，大伯口中的“大生意”，竟然是这样的一个火坑。
“那……那堂哥的新车？”
“也是拿集资款买的！为了撑场面，为了骗更多的人投钱！”父亲的声音里充满了失望和痛心，“我劝过他多少次，他不听，还说我穷人思想，挡他财路。现在火烧到眉毛了，就想起我这个弟弟了。我要是把钱借给他，那就是把他往火坑里推得更深，也是把我们自己家往里拽！”
听着父亲的话，我沉默了。
我一直以为，父亲的固执是源于一种陈旧的、多疑的农民式智慧。直到这一刻，我才明白，那不是多疑，而是洞察。他早就看穿了大伯那看似风光无限的生意背后，隐藏着怎样巨大的风险。
他让我隐瞒年终奖，不仅仅是为了防止亲戚借钱，更是在保护我，保护我们这个家，远离一个即将爆炸的火药桶。
而我，却为此怨了他整整一个春节。
第6章 惊雷
那次争吵之后，我们家和大伯家算是彻底撕破了脸。
大伯在村里四处散播谣言，说我爸见死不救，说我在上海赚了黑心钱，为富不仁。一时间，我们家成了众矢之的。我妈气得病倒了，躺在床上一连几天吃不下饭。
我打电话回家，想安慰他们，却发现自己说什么都显得苍白无力。父亲在电话里只是说：“清者自清。嘴长在别人身上，随他们说去。我们过好自己的日子就行。”
他的声音依旧平静，但这份平静之下，我知道他承受了多大的压力。在这个注重人情和脸面的小地方，被亲兄弟指着鼻子骂“六亲不认”，无异于一种公开的羞辱。
我心里充满了愧疚和自责。如果我早点理解父亲的苦心，如果我能更坚定地站在他这边，或许他和我妈就不会承受这么多非议。
我提出想请几天假回家看看，被父亲严词拒绝了。他说：“你回来能干什么？火上浇油吗？好好上你的班，家里的事，我能处理。”
我只能把这份担忧和愧疚压在心底，更加拼命地工作，仿佛只有这样，才能稍微减轻一点内心的负罪感。
日子就在这种压抑的气氛中，又过了一个多月。
直到那个周六的下午，惊雷炸响。
我接到了大伯的电话。这还是他第一次主动打给我。电话一接通，那头传来的不是他往日那洪亮的大嗓门，而是一阵压抑的、带着绝望的哭腔。
“阿默……救救大伯……”
我的心猛地一沉。
“大伯，出什么事了？”
“完了……全完了……”大伯的声音在发抖，“那个项目……是假的，老板卷钱跑了！我……我投进去的钱，还有你姑姑家、你舅舅家，所有亲戚朋友的钱……总共……总共一百多万，全没了！”
一百多万！这个数字像一颗炸弹，在我脑子里轰然炸开。
“不光这样……”大伯的声音更加绝望，“我还以公司的名义，从外面借了高利贷……利滚利，现在要还两百多万……他们……他们说再不还钱，就要……就要卸了我的胳膊腿……”
电话那头，大伯已经泣不成声，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哭得像个无助的孩子。
“阿默，大伯知道错了，大伯不该鬼迷心窍……你爸说得对，是我错了……现在只有你能救我了！你不是发了年终奖吗？你堂哥都告诉我了，说你公司效益好得很！你借我三十万，不，二十万！只要二十万就行！让我先把高利贷的窟窿堵上一部分，保住一条命！阿默，算大伯求你了！”
听着他的哀求，我攥着手机，手心里的汗把冰冷的机身都捂热了。
我脑子里一片混乱。一边是大伯绝望的哭喊，一边是父亲那张沉静而布满皱纹的脸。
我转过头，看到我爸正站在我身后。他不知道什么时候来的，手里还端着一杯刚沏好的热茶。他把茶杯放到我面前，看着我，平静地说了句：“现在晓得了吧？”
那一刻，我浑身的血液仿佛都凝固了。
我终于，彻彻底底地明白了。
如果，如果当初我没有听父亲的话，在年夜饭上，在那帮亲戚面前，哪怕是稍微透露了一点我发了三十八万年终奖的实情。那么今天，大伯第一个找的，绝对不是借二十万、三十万，而是会像一头溺水的野兽，死死地抓住我这根唯一的救命稻草，要求我拿出全部的奖金，甚至更多。
到那时，我将面临一个怎样可怕的绝境？
借，三十八万投进去，可能连个水花都看不到，甚至会引来高利贷那些人的注意，将我自己也拖入深渊。
不借，在所有人都知道我有钱的情况下见死不救，我将会被千夫所指，背上“冷血无情”的骂名，一辈子都无法在亲情和道德的枷锁中挣脱。
那将是一个进退维谷、万劫不复的死局。
而我爸，用他那看似不近人情、甚至有些“专制”的方式，早在三个月前，就为我预见了这一切，并用他自己的名誉和尊严，为我筑起了一道坚实的防火墙。
他让我带回家的那五百块钱，不是一笔钱，而是一道护身符。
它让我躲过了一场足以毁掉我未来生活的滔天巨劫。
第7章 父爱如山，默然无声
挂断大伯的电话，我坐在沙发上，久久没有说话。客厅里很安静，只有墙上老式挂钟的滴答声，一下，一下，敲在我的心上。
我爸坐在我对面，继续慢悠悠地喝着他的茶。他没有问我电话里说了什么，也没有发表任何“我早就说过”之类的言论。他就那么安静地坐着，仿佛一切都与他无关，又仿佛一切都在他的预料之中。
许久，我才抬起头，看着他，声音有些干涩：“爸，我……”
我想说“对不起”，也想说“谢谢你”，但千言万语堵在喉咙里，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父亲放下茶杯，看着我，眼神温和而深邃。“傻小子，跟爸还说这些。”他叹了口气，“你大伯他……也是一时糊涂。一辈子要强，临老了，想再风光一把，结果栽了个大跟头。”
他的语气里，没有幸灾乐祸，只有一丝同情和无奈。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我问道。我知道，父亲虽然嘴上说得决绝，但大伯毕竟是他的亲哥哥，他不可能真的坐视不管。
父亲沉默了一会儿，说：“高利贷的钱，是无底洞，我们不能沾。那是犯法的，沾了就毁了。但是亲戚朋友的钱，砸锅卖铁，也得想办法还上一部分。那是人情，是脸面，不能丢。”
他站起身，走到里屋，从一个老旧的木箱子里，翻出了一个用红布包着的东西。打开来，是几本存折。
“这是家里所有的积蓄，一共七万多块钱。”他把存折推到我面前，“还有的首饰，也能当个一两万。你再看看，你那边能动用的，有多少。我们凑一凑，先把你姑姑和你舅舅他们的钱给还上。他们也是普通人家，不能让他们因为这事，日子都过不下去。”
看着那几本写着父母名字的存折，我的眼睛瞬间就湿了。我知道，这七万多块钱，是他们一辈子省吃俭用，从牙缝里省出来的养老钱。前段时间，大伯上门辱骂，村里人指指点点，他都没有拿出来。现在，大哥真的落难了，他却毫不犹豫地倾囊而出。
这就是我的父亲。一个不善言辞，却把亲情和道义看得比天还重的普通男人。
“爸，”我哽咽着说，“我的年终奖还在，一分没动。三十八万。”
父亲看了我一眼，点了点头，没有丝毫惊讶。“那就拿出一部分来。”他说，“不用多，拿出十万，加上家里的，凑个二十万左右。你亲自去一趟，把钱分着还给你那些长辈。记住，钱是你拿出来的，就说是你这两年存的，跟你年终奖没关系。至于你大伯那边，告诉他，高利贷的窟窿，让他自己去派出所报案解决。我们能帮的，只有这么多。”
我明白了父亲的用意。他既要保住亲戚间的情分，又要和大伯的债务做一个彻底的切割。更重要的是，他依然在保护我，让我以一个“有担当的晚辈”的身份出现，而不是一个“财大气粗的救世主”。他要让所有人都知道，我们家是仁至义尽，但能力也仅限于此。
那一刻，我对父亲的敬佩，达到了顶点。他的智慧，不是写在书本上的大道理，而是刻在生活皱纹里的生存哲学。他看得比我远，想得比我深。
我按照父亲的安排，请了几天假，回了老家。
我没有直接见大伯，而是先去了姑姑家和舅舅家。当我把钱送到他们手上，并说明这是我还的情分时，他们激动得热泪盈眶。大伯的倒台，让他们也陷入了绝望，这笔钱对他们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
最后，我才去了大伯家。曾经门庭若市的院子，如今冷冷清清。大伯一夜之间仿佛老了二十岁，头发全白了，曾经油亮的西装也换成了一件满是褶皱的旧夹克。看到我，他嘴唇哆嗦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一个劲地流眼泪。
我把剩下的一部分钱交给了他，并转达了父亲的话。
“阿默，我对不起你，对不起你爸……”他抓着我的手，泣不成声，“年夜饭上……我不该那么说你……我是个混蛋……”
我拍了拍他的手，心里百感交集。没有怨恨，只剩下无尽的唏嘘。
第8章 五百块钱的智慧
事情处理完，我准备返回上海。
临走前一晚，我和父亲坐在院子里，就像春节时那样。不同的是，这一次，我们之间不再有隔阂和怨气。
夜空很静，月光洒在院子里，给那棵老槐树镀上了一层银边。
“爸，我还是想不通，”我终于问出了心底最后的疑惑，“大伯的生意，那么多人都信了，连堂哥都被蒙在鼓里，你是怎么一开始就看出不对劲的？”
父亲吸了口烟，缓缓吐出烟圈，烟雾在月光下飘散。
“没什么门道。”他说，“你大伯那个人，我了解。他要是真做了什么赚钱的大生意，第一个反应不是换车，不是请客吃饭，而是会偷偷摸摸地把钱存起来，生怕别人知道。他那个人，胆子小，又爱面子。他把排场搞得越大，就说明他心里越没底，越是需要这些虚的东西来给自己壮胆，给别人看。”
他顿了顿，继续说：“还有，他说他的建材便宜，比市面上便宜三成，还保证质量。我就去县里那些工地上问了几个老师傅，人家都说，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一分钱一分货，价格便宜得离谱，里面肯定有猫腻。你大伯被那个‘高额回报’迷了心窍，听不进劝。我早就知道，他这艘船，迟早要沉。”
我听得目瞪口呆。
原来，父亲的洞察力，并非来自什么神秘的预感，而是源于他对人性的深刻理解，和对生活常识最朴素的坚守。他不像大伯那样追逐着一夜暴富的幻梦，而是脚踏实地地相信着“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笨道理。
正是这些最简单、最朴实的道理，让他拥有了看穿浮华、洞悉风险的智慧。
“阿默，”父亲看着我，语重心长地说，“你比爸有文化，懂得多。以后在外面，你会赚更多的钱，遇到更复杂的人和事。爸只希望你记住一点，钱是用来过日子的，不是用来考验人性的。人心，经不起考验。”
我重重地点了点头，将这句话，深深刻在了心里。
第二天，我踏上了返程的高铁。我的双肩包里，依然只装了几件换洗衣物，和我爸给我新装的一包茶叶。
但我的心，却前所未有地充实和安宁。
那三十八万年终奖，经历了一场虚惊，最终以一种更有意义的方式，守护了我的家庭。而那五百块钱，那曾经让我感到憋屈和不解的五百块钱，如今在我心里，却重如千钧。
它教会我的，是关于人性的复杂，是关于财富的重量，更是关于一种深沉如山、默然无声的父爱。
它让我明白，真正的保护，有时候并非是给你金山银山，而是在你即将踏入万丈悬崖时，不动声色地，为你关上了那扇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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