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初夏的一个下午，杭州塘栖老街的气温逼近三十度。王庆莲坐在自家院子里，蒲扇轻摇，桌上搁着半杯龙井茶。记者递过录音笔，她抬眼笑了笑：“要问什么就快问，年纪大了，记忆得趁热打铁。”一句玩笑，拉开了这位94岁老人回忆往事的帷幕。
王庆莲1928年4月生于浙江江山。父亲早逝，母亲靠替人浆洗衣物养活一双儿女。1943年春天，军统局来到江山招人——并非大张旗鼓，只是贴了几张小小的红纸启事。家里一贫如洗，母亲觉得闺女进城或许有饭吃，便把她推到报名处。15岁的少女没想太多，考了简单的语文和算术，当天便被录取。后来她才知道，这一批本属紧急征调：军统局内部损耗严重，需要补充人手。
火车一路颠簸到重庆磁器口。初到驻地，她对“密本股”三个字一头雾水。那是隶属于译电科的秘密印刷所，专门印制密码本。纸张用量惊人，车间却异常安静，只听见铅字撞击的沙沙声。王庆莲与九名同乡被安排在角落里装订密码册。规矩立得死：不准高声交谈，不准查看内容，更不准带走一张废纸。有意思的是，新兵报到第二天，就发了一张“守则”——浅蓝底色，仅有四行字，“不穿军装、不化妆、不谈职务、不留名字”。
译电科真正需要的是可靠而灵巧的手。半年后，她被调回本部，军衔挂上了准尉，薪水却按照少尉标准发放。按当时物价算，每月大洋180元，足够普通家庭吃穿。一时间，街坊们盛传“小姑娘飞黄腾达”。王庆莲苦笑——好日子表面风光，背后加班加点并不少。译电科三班倒，来电高峰经常在凌晨，二百多行代码，层层加密，眼睛盯得通红才能译完。
戴笠、毛人凤都出自江山，这让译电科里“讲江山话”成了既保密又亲切的默契。外人听来如同方言暗号，确实难以渗透。纪律依旧是那条老路：女职员着旗袍，却必须素面朝天；男职员穿中山装，风纪扣一律系好。戴笠每日经过走廊，总要停下脚步扫一眼大办公室。王庆莲记得，他话不多，只轻声提醒：“精神点，别让电文漏掉一字。”这句话在她耳中敲打多年。
1944年夏，华南战事紧张。王庆莲所在股负责截获、译解和再编码发往广州、香港的电文。保密堪称苛刻。她常常拿到一串毫无意义的数字，按特定节拍抄在方格纸上，再对照联信表重排顺序——一点错位，整段情报都会报废。那年她只睡过一个完整的中秋夜，其余节假日都守在电台旁。试想一下，十六岁的姑娘，端着温度计似的耳机，夜深时难免做个青春梦，却必须随时被军号叫醒。
有人讲军统特务阴鸷狠辣。王庆莲见识到的，却多是机关里的井然与冷静。兄弟部门曾抓获一名日本间谍，送到本部审讯时满身是血，王庆莲隔着玻璃望见，心里砰砰直跳。科长姜毅英皱眉，挥手让押解人员止血包扎后再问话。她事后对同事轻声说：“人命关天，不能干脏活坏事。”这种语气，她此后只听过一次。
姜毅英是王庆莲的直接上司。两人既是江山老乡，又是“长辈—小辈”关系。老乡情谊并未降低要求。王庆莲年轻爱美，偶尔用胭脂点腮，被姜毅英当众批评，记大过一次。下班归宿舍，她低头闷泣，另一位译电员偷偷递纸巾：“别当真，大过留记录，戴老板只看你后头表现。”悄悄话简短，鼓劲却实在。
重庆大轰炸日益频繁，本部分散下乡。山区空气凉爽了，夜里却更静，任何一点异常都显得刺耳。1945年8月，日本投降的消息通过内部电台先一步传来。译电科的灯彻夜不熄，大家轮流核对电码。凌晨，窗外鸡鸣，驻地才爆发一阵压抑许久的喊声：“完了，鬼子完了！”王庆莲听见，泪水噗地落下。那时候，她并不知道自己一生将会兜转更大风浪。
抗战结束，军统局改为保密局。1946年夏天，王庆莲递交长假申请。表面理由是“母病在床”，实则与姜毅英产生隔阂。局里未多追问，批了三个月。她回到江山，接到调令数次都以“家中情况特殊”搪塞过去。1949年春天，保密局电函催她去台湾，她只回了九个字：“母老且病，暂难远行”。
新中国成立，她在杭州粮食公司做出纳。五十年代初“审干”运动，前史被人翻出，顶着“反革命嫌疑分子”标签，她被下放乡间。白天参加劳动，夜里写自传，写到译电科部分，自觉没有流露真机密，仍担心字句出错。那时她才二十四岁，背上已压着几重身份。生活重担逼得她做了一个决定——与丈夫汪含芳结婚，让两个孤儿互相作伴撑日子。
运动此起彼伏，标签也在变换。1965年，她的第二任丈夫因言论问题被划为右派，再次株连她。孩子在学校被嘲“特务的崽”抬不起头。王庆莲深夜听到儿子哭，嗓音沙哑又小：“妈，为什么同学不和我玩？”她抱住孩子一句话没说，眼泪浸湿枕巾。
1978年之后，中央提出“拨乱反正”。一年又一年，文件下达，审查重开。1979年冬天，丈夫先行平反，被安排到塘栖饮服公司下属棒冰厂。1981年1月，王庆莲也领到通知，工龄补记23年，退休金39元。数字不大，却象征彻底摘帽。她提着布袋回家，邻居打趣：“老王啊，总算熬出头喽。”她笑答：“先过日子要紧，以前的苦翻完篇。”
晚年的王庆莲保持读书习惯。她喜欢翻《史通》与《孙子兵法》，理由简单：“译电练脑子，不能荒废。”老屋墙上挂着三张照片：母亲遗像、自己穿旗袍的黑白照、三个儿子在校园操场的合影。访客常被最后那张吸引，背景破旧，却洋溢快活。王庆莲指着说：“他们如今都成家立业。我亏欠得多，好在日子还长。”
当记者问及那句“共产党养我31年”，她沉默片刻，端正坐姿，像回到译电科的工作台：“事实在此，党给我生活、给我名分、给我子孙一个光明路。我从内心里感激，这不是口号。”声音并不高，却字字铿锵。随后她轻描淡写补充一句，“我对不起的人也多，母亲、孩子，还有当年跟我一起挨批的同事。”语气带着遗憾，但并不软弱。
王庆莲的故事，没有惊天动地的枪战，也没有缜密布局的谍战桥段。更多是平凡生命在宏大时代浪潮中的起伏。她年少入军统，本意图温饱；青年涉政治旋涡，饱尝沉浮；中年苦守乡间，盼望晴空；老年得享安定，心怀感恩。人生像一条折线，拐弯处暗藏机锋，直线段平稳旷长。
有人问，王庆莲是否后悔过当年那场报名。她轻摇头，笑出几道皱纹：“十几岁的小丫头，哪懂远近？饿肚子才是真的。若没那三年译电，我恐怕早嫁进田里，病死也说不定。”她说完，抓起蒲扇，向门外喊孙子吃饭。院里树影交错，蝉鸣一阵高过一阵，老人的身影在斑驳光线里显得格外舒缓。
采访结束，录音笔里的略显沙哑的嗓音仍在回荡。短短几句话，是她对过去最简洁的概括，也是对时代最坦然的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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