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日报记者 陈曦
近日发布的《中国流动儿童教育蓝皮书(2023~2024)》显示，随着数字经济与新业态的快速发展，“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子女”已成为流动儿童中特征鲜明的新群体。与传统的“留守儿童”相比，他们既面临“在场性缺席”等新型监护困境，也遭遇社会保障落实难、教育衔接不畅等问题。专家建议进一步打破户籍壁垒，完善公共服务监测机制，同时呼吁企业将员工子女福利从选择性配置升级为标准化保障。
“我小时候体验过‘留守儿童’的滋味，现在就算再辛苦，也想把孩子带在身边。”11月1日晚，95后外卖骑手金路辉结束一天奔忙后，正陪着儿女做游戏。像他这样选择“带娃流动”的外出务工者正逐渐增多。数据显示，以外卖骑手为例，31%的有未成年子女骑手与孩子共同居住在户籍地以外区域。
金路辉的故事颇具代表性。这位河南周口人5年前举家迁至福建泉州，女儿在幼儿园常参与科技馆、博物馆参观活动，这种城市资源是农村难以比拟的。同样，北京外卖员梁军夫妻将7岁儿子接至身边上学，其父母也来京做保洁协助照料，形成“三代同迁”的典型模式。
据西南大学法学院教授杨复卫分析，我国流动儿童数量从2000年的1982万增至2020年的7109万，占儿童总数近四分之一。这背后是数字经济催生的新就业形态，为家庭式迁移提供了经济基础。“新一代城市建设者不仅追求自身发展，更希望通过子女随迁实现代际发展的延续。”
尽管梁军的儿子就在身边，但陪伴时间仍显不足。他每天工作10小时，周末仅休息半天，孩子主要由祖辈照看。教育衔接问题更让“流动家庭”忧心：非京籍儿童虽可在朝阳区凭居住证等材料入学，但中高考仍面临限制。“儿子很喜欢北京，如果回老家读中学，他可能不适应。”梁军的担忧折射出普遍困境。
网约车司机赵女士的选择则更为谨慎。她和丈夫在北方某城市开网约车，9岁女儿留在辽宁由外公外婆照看。“孩子放学早，我们正在接单高峰，接送和辅导作业都是问题。”赵女士坦言，只能利用寒暑假把女儿接到身边。这种“季节性流动”成为部分家庭的折中方案。
杨复卫指出，新就业群体子女还面临职业特性衍生出的新挑战：劳动者工作时间碎片化导致“在场性缺席”，平台法律关系模糊致使社保参保率低，进而影响子女就医报销等权益。例如，非户籍子女在流入地就医常遭遇报销程序复杂、比例偏低等问题。
如何为“流动家庭”创造稳定发展环境？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天玉认为，应进一步打破户籍壁垒，推动基本公共服务与户籍脱钩，同时建立流动家庭监测机制，提高服务针对性。杨复卫建议实施“钱随人走”的转移支付机制，由中央财政根据流动儿童数量对流入地政府进行专项补助。
在微观层面，专家建议开展“流动儿童教育保障”立法，将“家庭友好度”纳入平台企业信用评价，推动社区开设托管班、共享厨房等普惠项目。杨复卫特别强调，企业应将员工子女大病保险、教育基金等福利从选择性配置升级为标准配置。
已有平台率先行动。美团在全国19个城市建立35个“袋鼠宝贝之家”，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子女提供课后辅导、兴趣课堂等服务。王天玉总结道：“唯有政府、工会、社区、企业等主体协同发力，将分散的帮扶措施系统化、制度化，才能让随迁子女真正融入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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