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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川岛芳子，有人说她是臭名昭著的“女间谍”，也有人说她是艳绝一时的“男装魔女”。但很少有人还记得，她最初的名字叫爱新觉罗·显玗，是那个被父亲捧在手心、赐名“东珍”的满清格格。
在她无忧无虑的前十几年人生中，谁也想不到，这个明媚少女人生的最后三年会在军统的监狱中度过。一个出身清朝皇族的格格，为何会成为双手沾满同胞鲜血的日本间谍？这个沐浴过皇室最后荣光的女人，又为何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要求与猴子“合葬”？
1906年，川岛芳子出生在肃亲王府，本名爱新觉罗·显玗，是第十代肃亲王善耆的第十四女。作为正经的皇亲国戚，她本应在锦衣玉食中长大，却成了父亲复辟野心的牺牲品。在向来是权力大于亲情的皇室中，即便再受宠爱需要时也会被无情抛弃。
1912年清朝覆灭后，肃亲王为借助日本力量光复故国，将6岁的她送给日本浪人川岛浪速做养女，临别时留下一句“吾将小玩具献君，望君珍爱”，彻底改变了她的命运。
在日本的生活并未如想象中美好，刚到日本时，她在学校里因身份特殊备受排挤，有同学在运动会上把她推倒在泥地里，骂她“野蛮满洲猪”。她偷偷给北京的乳母写信诉苦，信件被养父发现后遭到一顿毒打，那时的她常常在操场角落发呆，小小的身影里藏着难以言说的孤独。
1924年，17岁的她遭遇了人生中最黑暗的时刻，59岁的养父川岛浪速对她犯下禽兽不如的罪行，这件事成了她一生的噩梦，也是她性格扭曲的开端。创伤之后，她剪掉长发换上男装，在日记里写下“我永远清算了女性”的决绝字句。
她开始骑马、打猎，刻意模仿男性的行为举止，以此逃避作为女性的身份痛苦。当她向恋人哭诉时，得到的却是“想死就去死”的讥讽，向哥哥求救，收到的回信只有“忍辱负重，勿得罪养父”的冰冷劝告。在亲情与爱情的双重背叛中，这个曾经的王府格格彻底沦为迷失在异乡的孤女。
1927年，川岛芳子回到中国，带着父亲的复辟遗志和在日本形成的扭曲价值观，一头扎进了政治漩涡。她与蒙古王族甘珠尔扎布的婚姻，本是一场政治联姻，却因对方“不思进取”而迅速破裂。
脱离婚姻束缚后，她正式投身日本间谍活动，成了关东军眼中的“东方玛塔·哈丽”。她的间谍生涯从刺探张作霖行程开始，最终导致1928年皇姑屯事件的发生。
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她在东北建立起汉奸情报机构，为日军提供了大量军事情报，直接助推了事变爆发。最令人瞩目的是她奉命转移末代皇后婉容的行动，用棺材偷运的方式将婉容从天津送到东北，为伪满洲国的建立立下“大功”，因此被授予日本陆军少佐军衔。
在上海，她策划了一二八事变，通过收买工人袭击日本僧侣制造事端，又潜入吴淞炮台刺探军情。她游走于国民政府高层之间，从行政院院长孙科口中获取蒋介石下野的消息，甚至帮助亲日派官员逃避追责。
这一时期的她风光无限，却也因权力膨胀与日方产生裂痕，她始终梦想借日本力量复辟大清，而日本只想把伪满当作傀儡政权。
随着时间推移，她的生活逐渐失控，长期吸毒让她身形憔悴，房间里堆满空药瓶，曾经的“男装魔女”成了邻居眼中“佝偻阴森的老太太”。1935年后，日军对这个“不听话”的间谍兴趣大减，她的权力被逐步架空，从叱咤风云的间谍头目沦为无足轻重的边缘人。
1945年日本投降后，川岛芳子的好日子走到了尽头，军统特工在北平东四九条的院子里逮捕了她。这个曾经让中日两国高层都为之侧目的女间谍，当时只是“病怏怏地哼哼唧唧”，床单上满是血迹和刺鼻的针孔痕迹。
被捕后的三年里，她成了军统榨取情报的对象，特务们用尽酷刑，让她坐在冰凳上消耗热气，用皮鞭抽打她的身体，但她始终不肯开口。
直到戴笠亲自审问，用一把尺子在她身上缓慢丈量，轻声提起川岛浪速的名字，这个硬骨头才彻底崩溃，童年的创伤被重新揭开，她哭喊着说出了所有知道的情报。
这段日子里，她时而辩解自己不是汉奸，时而乞求养父证明她的日本国籍，却始终没人愿意伸出援手。1947年的公审现场，围观群众本想一睹“妖艳魔女”的真容，看到的却是个“萎靡憔悴、不成人形的老妇”。
法庭上，她承认自己是肃亲王之女，却否认叛国行为，声称“民国是大清皇帝让出来的”。但证据确凿，她参与皇姑屯事件、九一八事变、组建伪军队的罪行被一一揭露，1948年3月25日，河北省高等法院以汉奸罪判处她死刑。
行刑前，她对狱警说，“我死后，请把我和阿福葬在一起。”
阿福是她养的猴子，在狱中，她常给猴子穿小衣服、教它们敬礼，对着它们哭诉“全世界只有你们不会背叛我”。这个从小被当作政治工具、一生中遭遇过各种各样背叛的女人，最终选择与动物为伴走完最后一程。
1948年的那个清晨，一声枪响结束了她41岁的生命，棺材抬出去时轻飘飘的，就像她从未被珍视过的一生。
父亲的复辟梦将川岛芳子推向深渊，养父的暴行扭曲了她的人性，而她自己选择的罪恶道路最终将她引向灭亡。临终前想与猴子葬在一起的愿望，道尽了这个女人对人性的失望和对真诚的渴望。她的惨烈下场，既是个人选择的必然结果，也是那个动荡时代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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