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美援朝战争的烽火岁月中，志愿军面对的是装备精良、后勤体系完善的美军。无论是火力覆盖还是物资供应，志愿军均处于明显劣势，每一场战斗都堪称生死考验。然而，正是凭借指战员们历经抗战与解放战争锤炼的丰富经验，以及战士们舍生忘死的英勇精神，志愿军才逐步扭转战局，书写出可歌可泣的战争史诗。
在抗美援朝的高级指挥员群体中，邓华、宋时轮、韩先楚等兵团司令的表现尤为亮眼，他们以卓越的指挥艺术为战争胜利奠定基础。但历史的天平并非永远平衡，3兵团代司令员王近山的经历则成为一段充满争议的篇章。这位曾让刘伯承元帅唏嘘不已的老部下，其战场表现始终笼罩在阴影之中。
朝鲜战场的残酷性远超预判。初战阶段，志愿军各兵团均遭遇美军强大火力的沉重打击。这些看似养尊处优的西方军队，实则展现出超乎想象的战术素养与战斗意志。面对世界最强军队的挑战，邓华等司令员迅速调整战术，通过战前会议统一思想，要求前线部队及时总结经验并上报指挥部。这种“互相学习、共同进步”的机制，使志愿军逐渐掌握战场主动权，最终赢得举世瞩目的胜利。
但王近山的指挥轨迹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轨迹。从战役初期便陷入被动，直至战争结束也未能扭转局势。彭德怀元帅始终未将其扶正为兵团司令员，这一决策背后折射出对王近山指挥能力的深刻质疑。而180师突围失败的重大损失，更将这位代司令员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
作为180师师长的郑其贵（开国大授衔仅获上校军衔）固然难辞其咎，但兵团总指挥王近山的责任同样不容回避。其指挥失误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战备部署存在重大疏漏。第五次战役期间，3兵团主力序列发生调整，原属该兵团的12军临时划归9兵团指挥，导致兵团战力锐减。为弥补缺口，志愿军司令部将战斗力强劲的39军调入3兵团。然而王近山却未将39军部署于关键位置，反而令其退居二线。这种安排使顶在前线的60军承受巨大压力，更致命的是，60军军长韦杰实际仅能指挥一个师，其余两个师被王近山直接掌控。这种违背常规的指挥体系，为后续战局崩坏埋下隐患。
其二，对美军追击能力严重低估。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队战斗力孱弱，常因错失战机而遭重创。这种经验使王近山在撤退阶段产生轻敌心理，既未协调各部队有序撤退，又令39军提前撤离导致60军180师侧翼暴露。美军抓住战机迅速追击，待180师启动撤退时已为时过晚。3兵团参谋长王蕴瑞在战后总结中直言：若39军两个师能在春川地区多坚守一日，不早于180师两天撤离，战局或将改写。这番话直指王近山指挥体系的致命缺陷。
180师失利后，彭德怀元帅在指挥部对王近山进行严厉斥责，甚至萌生换将念头。但考虑到军心稳定与人才匮乏的现实，最终未能实施。然而王近山并未像宋时轮等将领那样及时调整战术，反而继续沿袭旧有思维。1952年9月的白马山战斗中，尽管志愿军司令部将“万岁军”38军交予其指挥，但面对敌人顽强防御，王近山仍坚持猛打猛冲的战术，导致38军伤亡惨重却收效甚微。
上甘岭战役期间，王近山与秦基伟的指挥分歧达到顶点。当秦基伟提出灵活战术时，王近山却坚持己见，最终历史证明秦基伟的判断更为正确。这种指挥理念的冲突，不仅暴露出王近山的战术僵化，更使其始终未能摆脱代司令员的身份桎梏。
直至许世友接任3兵团司令员，王近山始终未能获得正式任命。归国后，其职务长期停滞于各大军区副职，再无晋升机会。曾对其寄予厚望的刘伯承元帅，在50年代末被迫离开一线岗位后，也无力再为其提供支持。这段充满争议的军事生涯，既是个体命运的写照，更是战争指挥艺术复杂性的生动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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