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主官定期调任，是世界各国军队通行的人事安排惯例，解放军也不例外。这一做法，正如“树挪死、人挪活”所言，既有利于各部队间充分交流切磋，帮助军事主官积累丰富任职经验和军旅阅历，也有助于避免军队内部出现“山头主义”、“利益集团”等不利情况，为军队发展建设营造良性循环和健康积极的大环境。
在解放军的历史中，军事主官调任事件众多，其中影响最大、意义最为深远的一次，当属1973年12月发生的“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这八大军区司令员均为开国将军，拥有赫赫战功。有军事专家指出，此次调整对加强军队稳定和集中统一起到了重要作用。接下来，就为大家详细介绍相关情况。
上排左起：李德生、杨得志、许世友、韩先楚；下排左起：陈锡联、曾思玉、丁盛、皮定均
1973年12月12日至1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北京中南海召开。此次会议因酝酿了“大军区司令员的重大人事布置”而载入史册。12月12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议，对全国各个大军区司令员进行调动。当时全国共有11个大军区，但新疆军区、成都军区和昆明军区的司令员刚调去任职不久，因此未将这三个军区的司令员列入调动范围。最终，中央决定全国八大军区司令员互相对调。散会后，政治局成员转到人民大会堂，在周恩来主持下继续开会，同意了大军区司令员对调。
1973年12月22日，中央军委发布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命令
那么，为何要布置这样的重大调动呢？毛主席解释道：“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不行呢。搞久了，油了呢。有几个大军区，政治委员不起作用，司令员拍板就算。我想了好几年了，主要问题是军区司令员互相调动，政治委员不走。”
根据公开资料记载，在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之前，有多位军区司令员的任职时间已超过10年。例如，李德生从1971年1月开始兼任北京军区司令员，担任该职近3年；陈锡联于1959年10月担任沈阳军区司令员，任职时间长达14年；许世友于1955年3月担任南京军区司令员，任职时间长达18年。丁盛从1969年7月开始担任广州军区司令员一职，在任4年；杨得志于1955年4月赴任济南军区司令员，担任该职的时间为18年；曾思玉于1967年3月担任武汉军区司令员，任职年限为5年。韩先楚从1960年12月开始担任福州军区司令员，任职时间为13年；皮定均则是从1969年11月开始担任兰州军区司令员，任职时间为4年。
1973年12月12日会后连续三天，毛主席都在开会商讨或是找有关负责人谈话，范围逐步扩大，但谈话内容无一例外都涉及大军区司令员的对调问题。例如，12月15日当天，毛主席就与中央政治局有关同志同北京军区、沈阳军区、济南军区、武汉军区的负责人进行了谈话。至12月17日，各大军区负责人全部到京，中央政治局成员分别同他们就对调事进行了谈话。
武汉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左）与济南军区司令员曾思玉两位老战友在机场握手告别
1973年12月18日，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中央军委会议开始，叶副主席首先传达了毛主席于12日至15日4次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做出的有关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指示。
1973年12月22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命令，并于当日下发。命令称：为了加强军队建设和反侵略战争的准备，使军区主要领导干部交流经验，熟悉更多地区的情况，北京与沈阳、南京与广州、济南与武汉、福州与兰州八个军区司令员相互对调，限令各司令员十日内到职。（据悉，每名调动司令员只能携带10人以内的工作人员赴任，如李德生将军就只带了一名秘书、一名警卫参谋便飞往沈阳报到。）最终对调工作干净利落地且提前完成了，外界将之形容为：“一声号令坚决执行、一切行动听指挥！”
根据该命令，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与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对调，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与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对调，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与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对调，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则是与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进行了对调。调整后，李德生同志为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同志为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同志为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同志为南京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同志为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同志为济南军区司令员、韩先楚同志为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同志为福州军区司令员。
而没有涉及到调动的3个大军区司令员则分别是成都军区司令员秦基伟（1973年7月任，到任时间还不到半年）、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1971年6月任，任职年限只有两年半）、新疆军区司令员杨勇（1973年6月任，任职年限刚到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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