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与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并称‘四大文明古国’,这一说法曾令无数国人自豪。然而,近年来部分西方学者及国内专家对此提出质疑,认为中华文明仅有3500多年历史,远不及古巴比伦(5500年)、古埃及(5300年)和古印度(4500年)悠久,甚至将中国列入‘四大文明古国’视为‘自娱自乐’。这种观点的依据何在?考古发现又如何回应这一争议?
西方学术界普遍认为,人类文明起源于5500年前的古巴比伦苏美尔文明,随后向南传播至非洲形成古埃及文明,向东传播至印度形成古印度文明,最终抵达中国形成中华文明。按照这一逻辑,中华文明的历史仅3500年,甚至有人认为应从殷商算起,仅有3300年。这种观点将中华文明定义为‘次生文明’,并认为其历史长度远不及古希腊文明(5000多年)。
然而,中国现代考古发现彻底颠覆了这一认知。距今5300多年的浙江良渚遗址已进入文明时代,这一结论获得国际考古界认可,证明中华文明至少与古埃及文明同期。但良渚并非起点——距今5800多年的辽宁牛河梁和安徽凌家滩遗址已进入‘古国时代’,比古巴比伦文明早300多年。更令人震惊的是,浙江上山文化遗址显示,距今9000年前的上山社会已出现阶级分化,而河南贾湖、甘肃大地湾等遗址出土的古文字与甲骨文一脉相承,证明中国汉字历史至少9000年,比楔形文字早3000多年。
考古证据还揭示了八九千年前中国社会的复杂程度。浙江桥头、江苏顺山集等遗址的环壕聚落规模庞大,湖南八十垱遗址的城墙和城门则具备远古城市雏形。河北磁山遗址的酒器、河南贾湖遗址的酒坊和浙江桥头遗址的酿酒遗迹证明,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掌握酿酒技术的国家,粮食生产已远超食用需求,甚至能用于饲养家畜和酿酒。
在科技与艺术领域,中国同样领先世界。甘肃大地湾遗址出土的彩陶与西亚同时期,但晚于河南贾湖彩陶(8500年),而浙江桥头遗址的彩陶(9000年)则是世界最早。该遗址还出土了9000年前的八卦符号和河图洛书符号,河南贾湖遗址的骨笛则具备七级音阶,是世界上最早的乐器之一。浙江跨湖桥遗址的漆弓、药罐、蚕丝、茶树籽等发现,更证明8500年前的中国科技已远超古埃及和古巴比伦。
基于这些发现,部分专家提出,中华文明的历史可能远超五千年,甚至达到七千年、九千年乃至一万年。他们认为,中国才是人类文明的真正起源地,古印度、古埃及、古巴比伦等文明可能是中华文明的分支或再传文明。若此说成立,将中国列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不仅低估了其地位,更忽视了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深远影响。
因此,我们或许需要重新审视‘四大文明古国’的提法。中华文明的历史长度、复杂程度和科技水平,均远超其他古文明。与其将中国与其他文明并列,不如承认中华文明是人类文明的母体,而其他古文明则是其衍生或传播的结果。这一观点并非盲目自大,而是基于扎实的考古证据和科学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