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逻辑刊
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北京大学始终占据着独特地位。其前身京师大学堂诞生于1898年戊戌变法时期，作为新政重要成果，北大自诞生之日起便与中国命运紧密相连。在这所百年学府的历史长河中，大多数校长皆因病辞世，唯有许景澄以悲壮方式终结生命——1900年，这位晚清政治家、外交家在京城菜市口被斩首示众。
在北大官网的历任校长名录中，许景澄位列晚清状元、首任京师大学堂官学大臣孙家鼐之后。这位浙江嘉兴籍学者23岁中进士，先后任职翰林院，后因精通国际时事，成为光绪帝倚重的外交人才。他本可出使日本，却因父丧守孝错失良机，最终以吏部左侍郎（相当于今中组部副部长）身份，于1899年执掌京师大学堂总教习。
1900年，庚子国变将清王朝推向深渊。随着义和团运动兴起，慈禧太后在主战派怂恿下，对西方列强态度由剿灭转为扶助。当军机大臣刚毅宣称"拳民忠贞，神术可用"，庄亲王载勋、端郡王载漪等王公贵族力主对洋人开战时，许景澄在御前会议上发出振聋发聩的反对声："攻杀使臣，中外皆无成案。"
载漪的私心成为这场悲剧的催化剂。这位试图让儿子取代光绪帝的皇族成员，借义和团煽动反洋情绪。6月17日，联军攻陷大沽口炮台的消息传来，载漪趁机奏请"攻打使馆区"。许景澄与太常寺卿袁昶紧急联名上疏，指出围攻使馆、杀害公使将触犯国际公法，招致列强联合报复。但这份清醒的谏言，在慈禧收到"列强要求还政光绪"的虚假情报后，彻底被激怒的统治者抛诸脑后。
6月20日，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在东单被清军射杀，成为八国联军侵华的导火索。次日，清廷以光绪名义向十一国宣战。许景澄在时局剧变中愈发忧虑，他向身边人预言："各国联军行将入都，事不堪问矣。"鬓发尽白的他，最终因"任意妄奏，莠言乱政"的罪名，与袁昶同被处斩。
7月28日，菜市口刑场见证了荒诞一幕：义和团拳民与围观民众将处决现场当作庆典，欢呼声中，许景澄走向生命终点。这位临终前仍惦记京师大学堂四十万两办学经费的学者，留下"吾以身许国，无复他顾"的遗言。两周后，兵部尚书徐用仪、户部尚书立山、内阁学士联元相继在此遇害，构成"庚子被祸五大臣"。
历史学家陈旭麓评价："许景澄、袁昶颇能了解国内外情势，不计个人安危勇敢谏言，实具责任感和爱国心。"北大校长严复撰联悼念："善战不败，善败不亡，疏论廷诤动关至计；主忧臣辱，主辱臣死，皇天后土式鉴精忠。"这些评价与当时"卖国贼"的骂名形成鲜明对比，折射出历史认知的复杂性。
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后，清廷为五大臣平反。许景澄灵柩南下时，沿途"江督以下官吏，及士大夫识与不识，皆往助执绋，祭奠成市"，与处决时的万民唾弃形成强烈反差。这种集体记忆的撕裂，暴露出民众在权力话语下的盲从性。正如后人评述："屁民大多没有思想，只是看上面风向标，人云亦云的无脑瓜众而已。"
作为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殉道者，许景澄的悲剧具有双重意义。在政治层面，他揭示了传统士大夫在民族危机中的困境；在教育层面，其独立人格与求真精神，为北大精神注入永恒基因。正如《橘颂》所赞："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秉德无私，参天地兮。"这位在菜市口倒下的校长，用生命诠释了知识分子的担当。
回望1900年的血色黎明，八国联军攻破北京城，慈禧仓皇西逃。这场因误判国际形势引发的灾难，最终以4.5亿两白银赔款、允许各国驻兵等屈辱条款收场。许景澄生前警告的"以一国敌各国"的后果，在《辛丑条约》的字里行间得到残酷验证。而那位在菜市口被斩首的校长，其预言的准确性，恰成为衡量晚清政局荒诞性的最佳标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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