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1981年8月下旬，曾位居政治局常委的陈伯达获准保外就医，被安置在北京东郊一处新建民宅。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政坛人物，此刻正经历着人生最落寞的时光。令人意外的是，文艺界领袖周扬竟主动提出会面请求，这场跨越16年的重逢背后，蕴含着特殊年代的知识分子命运交响。
政坛与文坛的双重轨迹
周扬（原名周起应）比陈伯达小四岁，1937年春在上海相识时，两人分别活跃于南北文坛。解放前夕，周扬在上海从事地下文学工作，与鲁迅就"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展开论战，陈伯达曾撰文呼吁双方"休战"。这段历史成为两人最早的交集。
建国后，周扬历任文化部副部长、文联副主席等职，成为文艺界掌门人。陈伯达虽非其直属上级，但职务层级始终高于周扬。1964年"四清"运动期间，时任中央文教小组组长的陈伯达，特意为下乡锻炼的周扬安排近郊住所，并建议其"多接触群众"，展现出难得的关怀。
命运逆转的戏剧性
1966年后，周扬被划为"四条汉子"之首遭受批判，而陈伯达则登上政治巅峰，成为"第四号人物"。但命运在1970年急转直下，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遭批判后被禁足，周扬却在1975年复出工作。当周扬重返文艺界核心时，陈伯达正在秦城监狱度过第十个年头。
1981年1月25日，陈伯达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刑期自1970年9月起算）。鉴于其健康状况，同年8月获准保外就医，居住在北京东郊六层民宅顶楼。组织特意将其子陈晓农从石家庄调回北京照顾，并在对门安排老公安"老萧"监护。
破冰之约的台前幕后
1982年4月22日，两位陈伯达的老友获准探视。其中一位与周扬熟稔者，转达了周扬的会面请求。这个提议让陈伯达既惊讶又感动——自失势以来，尚无如此级别的人物主动示好。次日，在公安人员陪同下，陈伯达前往周扬位于西单绒线胡同附近的居所（黄炎培旧宅）。
这场原定1-2小时的会谈，竟持续了4小时直至深夜23:15。据陈伯达之子陈晓农记录，谈话在会客室进行，除周扬夫妇及秘书外，公安人员未参与。周扬开场便直言："你若不是担任了后来那样高的职位，情况也不会那样了"，并借用《红楼梦》"世人都说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表达感慨。
直面历史的坦诚对话
面对周扬的提问，陈伯达首次披露：当年三次拒绝升迁才接受组织安排；运动中收回题字并非怕牵连，而是"自己也随时可能倒"；失势主因是与江青冲突。当周扬问及为何漏收自己的题字时，陈伯达坦言："跟你不熟，不记得你是哪里的"。这种直率获得周扬赞许。
谈话涉及文学创作时，陈伯达透露正在撰写经济问题材料和文艺评论。周扬询问能否阅读，陈伯达次日便通过组织转交文稿。这场对话不仅消弭了历史隔阂，更开启了陈伯达文章重见天日的契机。
文章发表的曲折历程
会谈后不久，陈伯达将《求知难》等文稿交周扬审阅。时任《中国社会科学》总编黎澍（曾批判陈伯达）读后大为赞赏，推荐至《读书》杂志发表。1982年10月10日，这篇以"纪训"为笔名的文章登上《读书》第10期，成为陈伯达服刑期间首篇公开发表的作品。
得知文章发表经过，陈伯达感慨："出事后大家都六亲不认，这个风气实在不好。我要感谢周扬和几位同志。"这次破冰之约，不仅让两位老人重拾友谊，更在特殊年代留下知识分子相互扶持的温暖印记。
未竟的再会之约
此后两人约定再次见面，却因健康原因未能实现。1983年9月陈伯达住院，次年秋周扬病危昏迷。1989年7月31日周扬病逝，陈伯达亲笔撰写挽联"创延安鲁艺，育一代桃李"（署名仲晦）。同年9月20日，陈伯达用餐时突然离世，一个月后周扬夫人苏灵扬也随之逝世。
这场跨越十六年的对话，既是两个知识分子对历史的共同回望，也是特殊年代人性光辉的生动写照。当政治风云退去，留下的唯有对文学与真理的永恒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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