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城里有两个司令部，颐年堂门可罗雀，东交民巷车水马龙。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首的司令部，刮阴风，烧阴火。”
这是1953年12月24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出的警示之言。明眼人都能看出，主席话中批评的“刮阴风、烧阴火”的司令部，指的就是高岗与饶漱石。
从那时起，高岗与饶漱石的命运便已注定。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中央决定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为适应这一形势，各中央局和大区军政委员会的主要领导同志被调往北京，其中包括西南局的邓小平、东北局的高岗、华东局的饶漱石、中南局的邓子恢等人。
在调回北京的五人中，高岗的位置最为显赫。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出任东北局第一书记，兼任东北军区司令员，集东北党政军大权于一身，这一情况在我党历史上空前绝后，因此他被称为“东北王”。回京后，高岗又被任命为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其位置之显要、权力之显赫，远高于同时调回北京的其他几位领导人。当时有一种说法：“五马进京，一马当先”，这里的“一马”，指的就是高岗。
高岗本是毛泽东非常信任的干部，被委以重任，身居要职。然而，突然降临的权力未必就是好事。“五马进京，一马当先”的高岗，此时已不仅是“当先”，而是成为了炙手可热的人物。过快的升迁冲昏了他的头脑，使他做出了错误判断。
高岗误以为自己已有足够的资历、威望和信任，可以取代刘少奇在党内的地位，这为他悲剧的人生结尾埋下了伏笔。与高岗共事较久的人，对他的看法比较一致：“此人能干，但为人狭隘、跋扈，报复心强。”
在建设东北和抗美援朝战争中，高岗确实做出了不少成绩，受到过毛泽东的表扬。但他自高自大，野心勃勃，处心积虑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并且很有一套整人“哲学”。到北京后，高岗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个人权欲迅速膨胀，开始拉帮结派，打击他人。
高岗曾向别人传授自己的秘诀：“反对别人，不能无准备，一定要积累下足够的材料，把他打下去。”例如在财经会议期间，他经常利用请客、组织舞会等活动，散布流言蜚语，逢甲说乙，逢丙说丁，到处制造党内不和。财经会议结束不久，高岗就打着拥护毛泽东的旗号，把打击的矛头首先指向刘少奇，捏造说刘少奇已不为毛泽东所重视的谣言。
更重要的是，他不是一个人在活动，在高岗事件中，饶漱石起到了积极配合的作用。用邓小平的话来说，饶漱石和高岗互相呼应，“这边一炮，那边一斗”，配合默契。其实早在苏北抗战时期，陈毅就看穿了饶漱石的为人，他曾当众严厉警告饶漱石：“小聪大痴，小隙沉舟，你若一意孤行，必有翻船落水之日。”
俗话说，忠言逆耳。饶漱石根本听不进去陈毅的劝导，以至于后来和高岗狼狈为奸。在全国财政会议上，高、饶二人相互配合，同时发难，矛头直指刘少奇，搞得会议都无法正常开下去。这种不利于团结的现象，自然引起了毛泽东的警惕。
主席洞若观火，对于高岗兴风作浪的所作所为，早就看出其险恶用心，只是不露声色而已。可是高岗权欲熏心，越来越放肆了。有一次，他竟然当面向主席建议由林彪出任政府总理。
主席厉声质问：“林彪的身体很不好，正常工作尚难以为之，还能出任总理么？你到底是叫他当还是你自己想当？”高岗极为狼狈，脸色发青。
1953年12月，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说了关于“北京城里有两个司令部”的发言。他的讲话令在座者无不感到震惊。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是大家都知道主席说的是谁。
高岗听后脸色立刻变白，神情很不自然。这场会议，相当于揭开了高、饶联盟的盖子。
1954年6月，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人在大会上发言，揭发高、饶结盟的言行。高岗自知大势已去，被迫作了检查。他无可抵赖，承认自己“企图把刘少奇拉下来”，就是为了“成为毛主席的惟一助手，准备自己将来做领袖”。
在揭露和批判高、饶时，毛泽东的心情非常复杂。一方面，他觉得建国后一些高级干部的思想发生了变化，产生了骄傲自满的情绪，他们开始争权力、争地位了，违背了参加革命的初衷；另一方面，他觉得自己过去一直十分相信高岗，可是他却在背后搞阴谋，这让毛泽东非常痛心，深感自己对高、饶事件也是有责任的。
出于对干部一贯的爱护之心，毛主席尽管十分愤怒，但还是以大局为重，采取了“治病救人”的方针，但是谁也没想到，高岗反而走上了自绝的道路。1954年2月17日，高岗在北京东交民巷自己家自杀，这是他第一次自杀，因为抢救及时，保住了一条命。关于高岗这次自杀，有种种传闻，有人说是服安眠药的，有说是摸电门的，也有说是开枪的；有说是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的，也有说是以此来要挟中央。总之众说纷纭，没有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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