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民族的来历始终笼罩着神秘面纱。传统认知将其起源定位于中东两河流域，但中国唐代史书中的记载却揭示出截然不同的历史图景——中亚游牧帝国可萨汗国集体皈依犹太教的事件，正挑战着单一血统论的学术框架。这些尘封千年的东方文献，如何改写我们对犹太文明发展轨迹的认知？
根据《圣经》记载，亚伯拉罕率领族群从美索不达米亚的乌尔城启程，穿越幼发拉底河平原抵达迦南地。当饥荒席卷这片应许之地时，雅各家族被迫南迁埃及，却在法老统治下沦为建筑奴隶。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史诗旅程，最终在巴勒斯坦建立王国，耶路撒冷圣殿成为犹太文明的精神核心。
罗马帝国镇压犹太起义后，第二圣殿被毁引发的「大流散」成为关键转折点。犹太人带着《托拉》卷轴和宗教仪式，散居于地中海沿岸与欧洲各地。这种强调中东血统延续性的叙事，在《塔纳赫》与西方史学著作中反复强化，塑造了犹太民族作为「流散者」的集体记忆。
但历史真相远比单一叙事复杂。巴比伦之囚时期已有外族人加入犹太社群，罗马时代地中海贸易更促使大量皈依者涌入。塞法迪犹太人与阿什肯纳兹犹太人的分化，暗示着文化融合早已超越血统边界。中国古籍的记载，恰恰为这种多元性提供了东方视角的佐证。
唐代《新唐书》对可萨汗国的记载，揭开了中亚游牧帝国集体皈依犹太教的惊人历史。这个控制着伏尔加河与顿河贸易要道的突厥政权，在8世纪通过宗教辩论选择犹太教作为国教，以此平衡拜占庭基督教与阿拉伯伊斯兰教的双重压力。
汗国首都阿提尔（今阿斯特拉罕附近）呈现独特的文明景观：希伯来文书写的官方文件与突厥语并行使用，银器市场上犹太商人与斯拉夫奴隶贩子比邻而居，七千常备军与花剌子模卫队共同守护着这个百万人口的帝国。可萨统治者实行的双王制——军事可汗与宗教大祭司分权而治，更彰显其政治智慧。
皈依过程充满戏剧性：740年布尔汗可汗驱逐萨满巫师后，犹太、基督、伊斯兰三教代表展开激烈辩论。当《塔纳赫》的教义最终胜出时，整个汗国开始系统学习希伯来语，铸造刻有「摩西是上帝使者」的货币。这种自上而下的宗教改革，使可萨成为当时规模最大的犹太政权。
唐代旅行家杜环在《经行记》中详细记录了可萨人的游牧生活：冬季迁徙时，牛群踩着积雪开路，帐篷群在草原上形成移动城市。汗国通过丝绸之路与中国保持间接联系，怛罗斯战役后的唐军俘虏，将中亚见闻带回长安。《唐会要》记载的可萨与铁勒部族关系，以及丝绸之路上流动的商队，都印证着这个帝国的繁荣。
汗国经济呈现多元特征：里海渔民撒网捕鱼，顿河船夫拉纤卸货，黑海沿岸则活跃着奴隶贸易。墓葬考古发现斯拉夫人与蒙古人混居的痕迹，七人贸易法庭中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代表的参与，都显示着这个犹太政权的包容性。当965年罗斯人攻陷阿提尔时，散落的居民带着融合文化向东欧迁徙。
历史学家桑德通过梳理《新唐书》等文献指出，可萨难民与东欧犹太社区的通婚，直接影响了阿什肯纳兹群体的基因构成。最新DNA研究显示，该群体携带显著的中亚遗传标记，印证了可萨元素在犹太历史中的渗透。这种文化扩散模式，与单纯的中东迁徙论形成鲜明对比。
基因证据与历史文献的双重验证，促使学界重新审视犹太复国主义的基础叙事。当DNA分析揭示东欧犹太人10%的中亚血统时，传统上强调巴勒斯坦血统纯正性的观点遭遇挑战。可萨案例证明，犹太身份的形成是文化认同与基因融合共同作用的结果。
中国史书提供的外部视角，打破了西方史学对犹太起源的单向度解释。当《通典》记载可萨与阿拉伯的边境谈判，当杜环描述游牧部落围着篝火跳圆圈舞时，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帝国的兴衰，更是文明通过皈依与融合实现传承的生动范例。这种多元史观，或许才是理解犹太文明韧性的关键所在。
猜你喜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