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笔者曾在专栏中提出战争片的鉴赏标准：若观影后大众自发前往纪念馆献花默哀，则属优秀作品；若观影过程中观众欢呼雀跃，则暴露出作品宣扬仇恨的副作用。这一理论至今仍适用于多数战争题材创作，但在大屠杀题材面前却需重新审视——因其特殊性远超普通战争题材。
反战是战争片的本质要求，但大屠杀题材激发对恶行的合理恨意，并不必然消解其核心价值。这类作品真正的历史使命，在于通过直面创伤、还原血腥场景，警示人类避免重蹈覆辙。
巴尔干的血色记忆：亚塞诺瓦茨集中营
2020年塞尔维亚导演普雷迪拉格·安东尼耶维奇执导的《来自亚塞诺瓦茨的达拉》，以小女孩视角再现二战期间乌斯塔沙政权对塞尔维亚人的种族清洗。这个由安特·帕韦利奇领导的克罗地亚极右翼组织，在纳粹扶持下建立傀儡政权，推行极端种族主义政策。
亚塞诺瓦茨集中营被称为"巴尔干的奥斯维辛"，其独特性在于：这是欧洲唯一不由纳粹直接管辖的大型集中营，且杀戮手段异常残暴——斧头砍杀、铁锤碎颅、匕首割喉等冷兵器成为主要工具。集中营管理者丁科·沙基奇甚至有收集死者眼球的变态癖好，乌斯塔沙元首帕韦利奇曾将整筐眼球作为"战利品"赠予希特勒。
电影中有个耐人寻味的场景：为迎接德国军官视察，沙基奇组织囚犯进行"抢椅子"死亡游戏。当德国军官质问为何针对塞尔维亚人时，沙基奇冷酷回答："因为他们是塞尔维亚人。"这种基于种族纯净的意识形态，导致部分底层成员甚至杀害自己的塞尔维亚妻子和孩子以表忠诚。
乌斯塔沙的极端政策包括：三分之一异族强制改信天主教，三分之一驱逐出境，三分之一彻底消灭。他们还禁用斯拉夫语系通用的西里尔字母，试图从文化层面抹除异族存在。电影开篇通过小女孩达拉与男孩的对话，揭示了这种荒诞的种族划分标准——仅凭划十字的顺序差异，就足以引发灭族之祸。
学者景凯旋曾指出："人与禽兽的区别，在于人会为观念迫害他人。"这种观念驱动下的暴行，在亚塞诺瓦茨集中营的遇难者数字争议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克罗地亚官方统计8.2万人，塞尔维亚方面声称达70万人，而1990年代克罗地亚总统图季曼为粉饰历史，竟将数字压缩至"最多10万人"。
沃伦惨案：民间暴力的失控狂欢
2016年波兰导演沃伊切赫·斯玛若夫斯基的《沃伦》，被誉为最接近恐怖片的战争题材作品。不同于法西斯系统的屠杀，该片聚焦民间自发暴行——1943-1944年间，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对波兰人的报复性屠杀导致超10万人死亡。
沃利尼亚地区的民族矛盾可追溯至战前：波兰人虽仅占17%人口，却垄断政府、商界和警界职位。1937年波兰当局推行的"去乌克兰化运动"，两年内拆除190多座东正教堂，进一步激化矛盾。电影中乌克兰神父在教堂散布仇恨言论的场景，正是这种长期积怨的爆发。
1943年7月，乌克兰反抗军指挥官克利亚奇基夫斯基下令："杀掉所有16-60岁波兰男性。"实际执行中，大量妇孺也未能幸免。影片通过肢解、剥皮等极端场景，展现欧洲电影特有的历史控诉方式——相较于好莱坞的克制处理，欧洲创作者更倾向于逼真还原人间炼狱。
这种暴力循环在电影中得到深刻呈现：抱着孩子的女主为躲避屠杀，竟主动混入德军队伍。当纳粹在特定历史场景中都不再是最残忍的存在，战争的荒诞性便达到了顶点。
历史记忆的争夺战
2018年罗马尼亚导演拉杜·裘德的《罗马尼亚黑历史》，揭露了1941年敖德萨大屠杀——罗马尼亚法西斯政权报复性屠杀3万名犹太人。元首扬·安东内斯库公然宣称："即使留下千古骂名也在所不惜。"这种态度与日本右翼否认侵华罪行如出一辙。
影片中官员与导演的辩论，揭示了历史认知的困境：当被问及为何只承认特定大屠杀时，官员以德累斯顿轰炸、广岛原子弹为例，试图将历史罪行相对化。这种和稀泥的认知，恰恰印证了大屠杀题材影视的价值——通过影像记录，创造有效的认知途径，打开正确的历史记忆。
从亚塞诺瓦茨到沃伦，再到敖德萨，这些二战期间被主流叙事忽视的暴行，通过影视创作获得新生。它们提醒我们：人类历史上还有太多未被充分认知的屠杀，但认知的有限性不应成为逃避的理由。唯有将历史罪证公之于众，才能有效钳制法西斯幽灵，维护来之不易的和平。
作者：臧否｜No.6558 原创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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