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国务院总理，李鹏的从政经历与电力工业发展紧密相连。然而，关于他与周恩来夫妇的特殊关系，外界长期流传着'养子'的说法。对此，李鹏在个人回忆录中首次公开澄清：这段关系源于革命年代对烈士后代的关怀，而非传统意义上的收养。
这段历史误会的起源，可追溯至李鹏的童年经历。1939年，11岁的李鹏在成都遭遇日军轰炸受伤，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妇委书记的邓颖超，受周恩来委托将李鹏接至重庆疗养。在曾家岩50号周公馆期间，邓颖超亲自照料其伤口，周恩来则通过赠送《新华日报》等方式进行思想启蒙。这段特殊照顾，因邓颖超终身未育而更显深厚，但李鹏始终强调这是'革命长辈对烈士遗孤的集体关怀'。
要理解这种特殊关系的形成，需追溯至李鹏的革命家庭背景。其父李硕勋作为中共早期军事干部，1931年在海南指导武装斗争时因叛徒出卖牺牲，年仅28岁。母亲赵君陶（原名赵世萱）与兄长赵世炎同为留法勤工俭学成员，丈夫牺牲后带着3岁的李鹏和幼女辗转香港、成都避难。这段颠沛流离的经历，直到1938年邓颖超奉命寻访才告终结。
在重庆周公馆的三年时光，成为李鹏人生的重要转折点。周恩来不仅纠正其站姿习惯，更通过《堂吉诃德》丢失事件培养其严谨作风。邓颖超将宋庆龄赠送的丝棉被转赠李鹏，解决重庆潮湿气候下的保暖问题。这段经历在李鹏1941年赴延安前达到高潮——周恩来亲自为其改名为'鹏'，取'鹏程万里'之意，这个承载革命期望的名字伴随其终生。
延安时期的历练进一步塑造了李鹏的革命品格。在自然科学院学习期间，他与毛泽东关于《三国演义》的对话显示超常见识，获得'这孩子有培养前途'的评价。1945年入党后，他参与晋察冀边区建设，在1948年成为21名赴苏留学生之一。莫斯科动力学院的水力发电专业学习，为其日后执掌中国电力工业奠定技术基础。
从丰满发电厂副厂长到国务院副总理，李鹏的职业生涯始终与能源发展交织。1983年就任副总理时，80岁的邓颖超特意叮嘱'不要脱离群众'，这份跨越半个世纪的关怀，在2014年出版的《李鹏回忆录（1928-1983）》中得到完整呈现。书中专门辟出章节澄清'养子'传闻，强调周恩来夫妇对孙维世、叶扬眉等烈士子女的同等关怀，指出这种互助是革命队伍的优良传统。
这段历史公案的澄清，不仅还原了革命年代的人际伦理，更揭示中国共产党'关心烈士后代'的优良传统。正如李鹏所言，将特殊关怀误读为'养子关系'虽无恶意，但准确的历史叙述对理解革命队伍的互助精神至关重要。这份来自当事人的权威证言，为研究中共党史提供了珍贵的一手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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