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10月17日，杨兰兰酒驾撞人案再次开庭，然而被告本人却并未现身法庭。这已是她第三次‘缺席’庭审，引发了法庭外众多专程赶来的华人旁听者的强烈反应，有人失望摇头，有人愤愤不平：‘难道有钱就能这样一直拖着？’
法律程序与公众期待的落差
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一个关于司法程序、保释制度与公众期待之间落差的问题。但深入挖掘后，真正让人感到不安的，并非一个人能否不出庭，而是当财富与法律相遇时，普通人所感受到的那种深深的无力感。
法律程序：保释与律师代为出庭的合理性
在澳大利亚的法律体系下，被告在某些阶段确实可以由律师代为出庭，尤其是当案件尚处于审理准备期，未进入正式答辩或审判环节时。这并非所谓的‘特权’，而是被告依法享有的程序权利。杨兰兰目前仍处于保释状态，尚未被定罪，因此她享有法律赋予的自由与程序保障。
从法理上讲，她的律师反复申请延期、协商认罪方案、与检方沟通等行为，都是合法的操作。法官同意延期，也并非徇私舞弊，而是司法程序中的常见安排。毕竟，任何司法系统都鼓励通过协商解决案件，以减轻法院的负担。
公众情绪与司法程序的鸿沟
然而，问题在于公众情绪与司法程序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这起案件之所以引发广泛关注，不仅仅是因为酒驾、豪车、重伤等元素，更因为它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人们对‘公平’的朴素认知。当受害者躺在病床上时，而被告却穿着香奈儿、戴着梵克雅宝，悠然自得地生活，甚至连法庭都不用亲自去，这种反差无疑刺痛了人心。
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杨兰兰在保释期间的生活极尽奢华，穿万元高定、包场奢侈品店、狗戴Celine项圈、睡LV枕头。而受害者George Plassaras却因这场事故身受重伤，脊椎骨折、脾脏破裂，生活被彻底改变。
矛盾与质疑：精致生活与辩护理由的冲突
一边是‘严重精神健康问题’的辩护理由，一边是社交媒体上频繁晒出的精致生活；一边说‘害羞不敢露面’，一边又能在高级餐厅自如出入、参加品牌活动。这种矛盾的行为怎能不让人心生质疑？
她的律师曾拿高云翔案作比较，称本案‘指控较轻’。但公众并不买账，因为在普通人眼里，生命没有轻重之分。一次酒驾，换来他人终身残疾，这怎么能叫‘不严重’？
司法独立与程序透明的平衡
当然，我们不能用舆论审判代替法律审判。司法独立是现代法治的基石，无论当事人是谁，都应依法处理。我们也不能因为一个人有钱、爱炫富，就预设她‘一定有罪’或‘必须重判’。
但司法程序的透明与可感同样重要。当一个案件反复延期，被告始终不露面，而律师不断以‘正在沟通’‘等待结果’为由申请休庭时，公众自然会怀疑：这是否是一种拖延战术？是否在等待舆论降温？是否在利用制度缝隙来争取更有利的结果？
资源差异对司法处境的影响
这不是对澳洲司法的否定，而是对‘程序正义’如何被感知的追问。在理想状态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在现实中，资源的差异往往会影响一个人在司法系统中的处境。有钱人可以请顶级律师团队，做最周全的辩护准备，甚至影响谈判节奏；而普通人可能连一个像样的律师都请不起。
这不是杨兰兰的错，也不是律师的错，而是整个系统必须面对的结构性问题。
期待公正：无论贫富，都应被公正对待
我们希望看到的，不是一个‘富人被群殴’的闹剧，而是一个无论贫富，都能被看见、被倾听、被公正对待的司法过程。下一月，也就是11月14日，法庭将再次开庭。书记官明确表示：‘期待被告亲自到庭。’这不仅是程序要求，更是一种象征——法律的尊严，需要当事人亲自面对。
我们不呼吁‘重判’，只呼吁‘亲临’。你不必流泪谢罪，但请站出来，直面你造成的后果。这不是为了满足围观者的猎奇心理，而是为了对得起那个躺在病床上的人，也对得起法律本身的严肃。
否则，即便最终依法判决，公众心中的‘正义感’依然会落空。而当人们对法律失去信任时，受伤的将是整个社会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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