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每一个选择的关头，都作出了对自己人生最有利的选择。”这句来自知乎网友的评论，精准概括了公众对杨振宁的复杂认知。2021年，这位物理学家获评“感动中国年度人物”，颁奖词称其“站在科学和传统的交叉点上，惊才绝艳”。然而，与官方的高度推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民间舆论场中始终充斥着对其的争议性评价。
为何一位科学成就堪比哥本哈根学派和爱因斯坦的物理学家，会陷入如此分裂的评价？这种矛盾性甚至让资深媒体人老胡都感到困惑。或许答案就藏在这句剖析中：他是一位将理性利己主义践行到极致的智者，一位永远在安全时最勇敢的理性人。
杨振宁的科学成就无可置疑。1957年，他与李政道因提出“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理论共获诺贝尔奖，成为最早获得诺贝尔奖的华人。但他的最大贡献远不止于此——杨-Mills规范场论被学界公认为20世纪后半叶基础物理学的总成就，奠定了标准模型的理论基础，其革命性意义甚至超越诺奖成果。这项理论不仅重塑了现代物理学，更成为量子场论的核心支柱。
在爱国这一议题上，杨振宁展现出极强的“理性计算”特质。1950年，当同龄人邓稼先冲破阻挠回国投身核武器研究并最终因辐射致癌早逝时，杨振宁选择留在美国。他解释称“美帝不让回”，并强调当时国内条件无法支持其理论研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据其父杨武之友人回忆，杨武之至死未原谅儿子放弃中国国籍的决定。
1971年，美国刚解除对华旅行限制，杨振宁便迅速访华，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接见。这一时期，正是中美关系出现缓和迹象，与中国接触的风险降低而潜在声誉收益增大之时。2015年，93岁的杨振宁放弃美国国籍，转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官方宣传强调其“落叶归根”的爱国情怀，但不少观察者指出，这一选择具有明显的现实合理性：在中国，他能享受远超美国的礼遇和资源，且能有效规避美国高额的遗产税。
2004年，82岁的杨振宁与28岁的翁帆结婚，将这段年龄差达54岁的关系包装成“天作之合”的浪漫传奇。在公开场合，他不断强调“这是上帝给我的最后礼物”，将巨大的年龄差距诗意化为“爱情超越时间”的象征。然而，这段关系中存在着难以忽视的结构性不对等：诺贝尔奖得主与普通研究生之间，存在着学识、声望和社会资源的巨大鸿沟。
在媒体采访中，杨振宁始终掌握着定义关系性质的话语主导权，而翁帆多数时间保持沉默。更重要的是，年轻女性与耄耋科学家的结合，难免引发对动机的揣测。杨振宁曾直言翁帆是“上帝给他的最后礼物”，这种表述本身隐含将人物化的倾向。更值得玩味的是他对这段关系的理性包装策略——通过强调“她让我感到年轻”等个人情感需求，他将公众视线从权力结构问题转移至浪漫叙事，从而规避了对关系本质的深入探讨。
科研圈中传得沸沸扬扬的杨振宁与李政道的合作与决裂，进一步体现了其“理性利己”的一面。1957年诺贝尔奖颁奖时，杨振宁以年长为由要求率先上台领奖。两人后来因贡献排序问题公开决裂，据说杨振宁父亲杨武之曾就此事向李政道致歉。而在杨和李之间，李政道对中国大陆的帮助更早，更低调更实在，也更令人信任。
在与中国学者合作时，杨振宁同样展现出极强的务实性。他推动与中国科技大学前校长谷超豪、北京大学前校长陈佳洱等学者的交流，并促成南开大学第一台计算机和激光打印机的引进。这些举措在客观上推动了中国科学发展。然而回首其一生，都仿佛一场经过精密计算的实验——每一步都指向个人效用的最大化。
在风险与收益的天平上，杨振宁始终是理性至上的物理学家。安全时最勇敢，回报高时最慷慨——这或许就是杨振宁作为理性利己主义者的本质。承认他的伟大，与不喜欢他的选择，本质上是对同一枚硬币两面的接受：一个将理性置于情感之上的人，注定将迎来不同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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