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直播行业的蓬勃发展，不少在校大学生也纷纷试水，希望通过直播实现经济独立或积累社会经验。然而，这一新兴行业背后隐藏的机遇与陷阱，却让许多涉世未深的学生陷入迷茫。本文通过几位大学生的真实经历，探讨大学生直播的利弊，提醒广大学生理性选择职业，避免随“播”逐流。
某高校农学专业大二学生王梦丽，第一次开直播是在运动会上，只是简单拍摄学校操场，不露脸就收到了85元打赏，这相当于她三天的伙食费。尝到甜头的她开始在宿舍开播，与网友聊天互动，一个月后的一天晚上，一位新进直播间的网友竟给她刷了3个价值1000元的礼物，让她惊喜不已。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有王梦丽的好运气。地理与信息科学专业大三学生张欣然，第一次开播是在MCN公司的小格子间里，每天播四五个小时，凌晨下播后卸妆、睡在公司沙发上，第二天还要赶回去上课，一个星期只赚了100多元。她的经历揭示了直播行业的另一面——艰辛与不易。
像王梦丽和张欣然一样，一部分大学生正在尝试娱乐类直播，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没有特别的才艺，便把日常生活作为直播素材，在镜头前刷牙、戴美瞳、磨指甲，甚至捧着饭盒吃麻辣烫。安徽某高校表演专业的学生发现，在操场的校园招聘展台，MCN公司会热切地给他们递上传单，邀请他们做团播。山西某高校的辅导员也发现，每年新生季，就有“学长”“学姐”在校园里直播介绍学校，实则在帮学校附近的店铺引流。
然而，在学生时期“做主播”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一位接触过几十位大学生的娱乐直播运营张亮告诉记者，部分大学生主播急于提升收入，完全没有任何职业规划，甚至有人一学期挂科七门、想要退学专职做主播。他认为大学生应当充分认识直播收入的不稳定性，理性选择未来职业，避免过于将重心投入互联网而造成与社会脱节。
王梦丽的故事并非个例。她来自单亲家庭，想减轻家里负担，上大学后干过各种兼职。发现自己“不怵镜头”后，她周末去兼职直播卖团购优惠券，时薪涨到了50元。后来，她开始在宿舍直播，分享生活琐事，直播间最多同时在线七八十人。然而，随着收入的增加，她也逐渐陷入了直播的漩涡，翘课直播、熬夜剪辑视频成为常态。
与此同时，一些MCN机构也看准了大学生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社交媒体发布“低门槛”“高回报”的招聘信息，吸引大学生加入。他们提供所谓的“教学帖”，教学生如何打造人设、如何吸引“大哥”刷礼物。然而，这些看似诱人的条件背后，往往隐藏着高额的违约金和苛刻的合同条款。
直播半年后，王梦丽开始感到腰疼，对自己的脸愈发不满意。即使割了双眼皮、买了高价护肤品，仍有人在直播间说她“驼背”“胖了”。有时连着播5个小时、嗓子“痛得冒火”，她仍要在镜头前保持笑容。这种身心上的消耗让她开始反思直播的意义和价值。
同样，张欣然在坚持了一个星期的直播后，也决定放弃。她发现直播带来的打赏快乐只存在于看到礼物特效的一瞬间，而迎合直播间观众的感觉却像黑洞一样不断吞噬她。她开始想念学术研究带来的更持久的快乐，决定回归校园生活。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郑建在研究中发现，许多大学生在开始尝试直播时并非出于理性分析，而是对自身特质认知不够、对网络主播职业要求也不甚了解。她认为，大学生主播应该更理性地认识直播行业，不能在随便开播的情况下期待一个非常高的收入。
某985高校法学研究生李静也认为，即使选择直播，也不能只被流量逻辑裹挟。她喜欢法律的平和与理性，但出于家庭原因选择了直播带货的工作。她认为自己的优势是对于商品更深入的理解、对于平台流量趋势的预测以及调动客户消费欲望的技巧。然而，她也觉得直播带来了不少情绪和身体上的消耗，每天播完四五个小时后总感觉“特别累”“特别饿”。
对于王梦丽来说，她总担心自己的账号播不长久，“天天说的都是流水账，观众的新鲜感很快就会过去”。她也想拍短视频，但担心技术成本高、观众审美疲劳。最终，她决定赚够10万元后考虑做视频，探索更多可能性。
而张欣然则选择了回归学术研究，她最近最幸福的体验是参与了一项关注城市空间设计与居民心理健康的研究。当研究实验的第一个环节跑通的瞬间，“感觉自己的行动惠及了更多人，这种快乐能激励我继续前进”。
在自媒体平台和线下开展普法宣讲的过程中，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冯雨薇律师经常收到大学生们关于直播合约的各类咨询。她提醒学生们在进入直播行业前一定要了解合同条款、保护好自己，始终把学业放在首位。
不少高校辅导员也表示，大学生在自媒体、创业等领域的探索值得鼓励，但也要遵守学校规章制度。青岛黄海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辅导员孙增娟曾处理过一起关于宿舍直播影响舍友生活的矛盾纠纷。在她的沟通协调下，直播的同学调整了直播时间和地点，并选择了更专业的电商课程进行学习。她认为，相比于独自直播，参与校企合作项目更能学到专业技能、规避安全风险。
(文中王梦丽、张欣然、李静、张亮、吴娜为化名)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焦晶娴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25年11月19日 0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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