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红兵，现年59岁，是北京博圣律师事务所的一名资深律师。他原名张铁夫，1966年更名为张红兵，这一名字背后承载着他难以磨灭的历史记忆。
这张泛黄的全家福中，右二的少年便是张红兵，右三为他的父亲张月升，左二则是他的母亲方忠谋。这张照片，成为了他们家庭悲剧前最后的温馨见证。
近年来，张红兵一直在为一件事情奔波：他希望母亲的墓地能被认定为文物，以此铭记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他同时向社会公开了一段“血淋淋”的家庭悲剧，引发了广泛关注。
时间回溯到1970年，张红兵的母亲方忠谋在家中发表了一番支持刘少奇、批评毛泽东的言论。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这些言论被视为“反革命”，而举报她的，正是她的亲生儿子——年仅16岁的张红兵。两个月后，方忠谋被枪决，一场家庭悲剧就此上演。
张红兵表示，多年来他一直生活在内心的痛苦中。从2011年9月起，他多次向安徽固镇县相关部门提出申请，希望将母亲的墓地认定为文物，但均未成功。他选择公开这段经历，是希望人们能够讨论、批评，并铭记那段历史的残酷。
8月2日，在安徽蚌埠五河县，59岁的张红兵谈及自己的官司时表示，他还会在适当的时机继续申诉。这名昔日的红卫兵，如今因打了一系列官司而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同时也向公众揭开了自己“历史的伤疤”。
43年前，张红兵写下了一封检举信，与红卫兵胸章一起，塞进了军代表的门缝。他检举的，正是自己的母亲方忠谋。根据当年的历史材料、法院文件以及当地县志记载，方忠谋因在家中发表不当言论，被丈夫张月升和长子张红兵举报。
张红兵的舅舅方梅开回忆，那个争执的夜晚，他和张红兵的弟弟也在场。他表示，当时听到父子俩要去检举，非常着急，还曾跑出去找人希望劝说。但方梅开万万没想到，姐姐最终会被认定为“现行反革命”，并被枪决。
十年后，1980年7月23日，安徽宿县地区中院作出了再审判决，认定原判决完全错误，“实属冤杀，应予昭雪”。虽然母亲的案子得到了平反，但张红兵却表示“永远不会饶恕自己”，他一直在以自己的方式“赎罪”。
2011年9月，张红兵再次向安徽固镇县有关部门提出申请，希望将母亲方忠谋的墓地（遇难地）认定为文物，但未获成功。随后，他将有关部门告上法庭。今年3月底，他迎来了二审终审判决，但结果仍是败诉。
8月5日，安徽固镇县文广局（文物局隶属该局）表示，他们曾书面回复过张红兵，经过实地调查和研究后认为，方忠谋墓并不符合国家对于文物认定的相关法规要求。
在张红兵打官司的过程中，去年8月，固镇县文广局曾对方忠谋墓地（遇难地）是否为不可移动文物举行了听证会。在听证会上，张红兵以特殊的方式向母亲公开忏悔，他表示自己应该成为反面教材，希望历史的悲剧不被遗忘。
怕父亲包庇，自己去检举
新京报记者曾问及张红兵，事情过去几十年后，为什么会有公开那段经历的想法？张红兵表示，大约是2009年，他看到网上有人写鼓吹“文革”的文章，意识到这是历史潮流的倒退。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反思，让现在的人们了解当时的真实状况。
对于当年父亲和他会一起检举母亲的原因，张红兵表示，他家其实和万千的普通家庭一样，是充满温情的。他记得父亲挨批斗时，母亲站到父亲身边高喊“要文斗不要武斗”，替父亲遮挡拳头。但那是个不一样的年代，当时的舆论导向和社会思潮让他们做出了那样的选择。
张红兵回忆，事情发生在1970年2月13日，他们家人在一起辩论文化大革命的事情。母亲说领导人不该搞个人崇拜，“我就是要为刘少奇翻案”。这让他非常震惊，母亲在他心目中的形象完全改变了。他立即投入对母亲的批判斗争，并写了封检举信塞进军代表宿舍的门缝。
当被问及父亲已经去了，为什么他又去时，张红兵表示，他担心父亲可能考虑其他因素，比如和母亲的感情，比如整个家庭要照顾。为了表现自己的革命立场，他选择了检举。
后来，张红兵回家看见军代表和排长进来，对着母亲就踹了一脚，她一下跪地上。然后大家像捆粽子一样，把她捆了起来。他至今都记得母亲被捆时，肩关节发出的喀喀作响的声音。
“无可挽回地格式化了”
当被问及举报母亲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后果时，张红兵表示想到了。父亲举报回来后，就问母亲枪毙你不亏吧？你就要埋葬在固镇了。在他亲笔写的检举揭发材料的最后，他写着：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方忠谋！枪毙方忠谋！他知道这么做意味着母亲会死亡。
对于目睹母亲被抓走有没有过后悔的问题，张红兵表示当时心里很乱，但想得最多的不是后悔，而是觉得家里出现了一场阶级斗争，他和父亲站稳了立场，政治表现经得起考验。那时候大家都被裹挟在一种氛围里，想跑也跑不了。他的人性中的善良、美好被彻底地、无可挽回地“格式化”了。
对于检举了自己的母亲后周围人怎么看的问题，张红兵表示当时在与父母关系较好的同事中，有个别叔叔曾私下里说过他：“你母亲在家里说的话，又没有在外面说，你和你父亲不应该这么做”。周围人异样的眼光是免不了的，但大家都不对这件事公开发表看法。后来，固镇县教育革命展览中还有一块展板是《大义灭亲的中学生张红兵和反革命母亲坚决斗争的英勇事迹》。
当被问及急于和母亲划清界限是否有自保的原因时，张红兵表示从表面上看他所追求的并非私利，志向纯粹高远，而实质上自保的成分占了非常重的比重。甚至他也把它算作自己的一种政治表现。但后来他和弟弟依然没有升高中的机会，不能当兵，不能进工厂，都下放到了农村。
“梦里母亲从不和我说话”
对于母亲这件事情对他后来的生活有怎样的影响的问题，张红兵表示有些影响最初就发生了，但他并没意识到是这件事情的缘故。在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他曾陷入极度的恐惧和不着边际的胡思乱想之中。很长一段时间内，他越来越表现出严重的抑郁症状。
当被问及什么样的恐惧时，张红兵表示他联想到在土改、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被枪决的外祖父，联想到母亲受其父案件影响。他害怕自己在与人交往时，也会像母亲那样控制不住说出自己的政治观点，而这种伤痛还可能因为他传递到女儿甚至孙辈。
对于是否会梦到母亲的问题，张红兵表示有很多次在梦里他见过她，还像临刑前那样年轻。他跪在地上紧紧拉着她的手但又害怕她突然消失。他说：“妈妈，不孝儿我给您下跪道歉了！”但是她不回答他。在许多梦境里她从来不和他说话，他相信这是她对他的一种惩罚。
对于是否流过眼泪的问题，张红兵表示许多年来都有情不自禁流泪哽咽、失声痛哭甚至号啕大哭的时候。有时是在白天有时是在夜晚。更多的是他在小姨母、舅父的推动下怀着沉重的负罪感为母亲写平反的申诉材料而一人独处的时候。
“我应该成为反面教材”
对于别人谈到那段历史他会不会敏感的问题，张红兵表示2001年他曾经的一位同事也是律师在法庭上代理双方激烈辩论后休庭时在楼梯口拦住他高声跟人说他检举母亲的事情说固镇县志里都提了大家都去看。他非常愤怒和他吵了起来问他为什么揭发他的隐私。
当被问及是否以前并不愿别人知道时，张红兵表示从自我保护的角度他是不愿意的。背后指指戳戳的人太多了，不过这也是正常的现象。
对于反思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问题，张红兵表示其实母亲去世后他就陷入痛苦。这几十年他从来没停止过反思。不过第一次形式上的反思应该是1979年。他看到官媒上公开报道张志新的事情时和父亲就意识到他们做错了。
对于后来和父亲是否会谈论母亲的事情的问题，张红兵表示他们一直在小心翼翼地回避迫不得已的时候才会提起。在母亲去世后的很多年里父亲表面很平静。直到他离休后有一次他们回老家父亲和他第一次谈起这件事。父亲说当时他们家出了这个事他应该负主要责任因为他是成年人。
对于公开这段经历后周围人什么反应的问题，张红兵表示他的家人和亲戚朋友都不理解问他这样做有什么用呢。也有人给他发邮件说他该死了。好多网友骂他说他还有脸活到现在还不到母亲墓前寻死。
对于为了让母亲的墓地（遇难地）被认定为文物打了几年的官司是否是以这样的一种方式拒绝遗忘的问题，张红兵表示巴金在上世纪80年代初曾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馆的设想。他说最好建立一座博物馆用具体的、实在的东西用惊心动魄的真实情景来说明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希望为将来必定要建立的“文革”博物馆提供一份资料。家母方忠谋冤案的历史资料符合巴老所说条件。也应该把他对母亲的行为作为展览内容之一。他是凶手之一让人们看不起他、痛骂他吧。每个人都应该看到它。他应该成为他们的一个反面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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