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红军到了陕北，国民党几十万大军就不死追了？

1935年10月，当中央红军历经千辛万苦抵达陕北时，仅剩七千余人。战士们的裤腿还沾着雪山草地的泥，草鞋早已磨得露出脚趾。然而，令人意外的是，此前从江西一路追至四川、紧咬不放的国民党几十万大军，此时却突然放缓了追击的脚步。这究竟是何原因？

事实上，这并非蒋介石心慈手软，而是背后隐藏着五重“绊马索”，它们牢牢缠住了国民党的追兵，也为红军赢得了宝贵的喘息机会。

一、红四方面军“南下”，意外牵制追兵

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原本，双方应合力北上，但红四方面军负责人张国焘却因手握8万兵力（是中央红军的四倍），执意南下四川，与中央产生了分裂。

这一举动，却意外地帮了中央红军的大忙。蒋介石深怕红军在四川站稳脚跟，于是紧急调派追击中央红军的精锐部队——薛岳的6个师和胡宗南的第一军，前往川西堵截红四方面军。1935年底的川西高原上，二十多万国民党军严阵以待，只等与红四方面军决一死战。

当中央红军10月抵达陕北时，追兵主力仍在四川“死磕”。红四方面军在川西苦战半年，兵力从8万锐减至4万，才不得不重新北上。而这半年时间，中央红军已在陕北站稳脚跟，并与刘志丹的部队成功会师。

二、陕北非“荒地”，早有红军根基

许多人误以为红军到陕北是“白手起家”，实则不然。刘志丹、谢子长等人早在1932年便在此扎根，领导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开展革命斗争，建立了陕北苏维埃政权。当地百姓早已对“红军”这一称号深感认同。

1935年9月，徐海东率领红二十五军先期抵达陕北，与本地红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拥有四千余人的兵力，并控制了延川、延长等县城。中央红军一到，双方迅速合兵，立即拥有了稳固的根据地，不再像长征路上那样“走哪算哪”的流动作战。

蒋介石若想攻打陕北，必须先啃下这块“硬骨头”。然而，陕北黄土高原沟壑纵横，中央军的重炮、卡车根本无法通行，运粮还需依赖驴车。一路上，红军游击队不断袭扰，当地百姓也积极帮助红军藏粮、送情报。国民党军在此连一顿热饭都难以吃上。

三、张学良、杨虎城：心有不甘的“刀”

蒋介石担心自己的嫡系部队在陕北吃亏，于是想出了“借刀杀人”的计策——让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充当“剿共”主力。然而，这两位将领却各有各的打算。

张学良的东北军自1931年丢失东北后，便背上了“不抵抗”的骂名。官兵们日日夜夜都想着打回老家。1935年10月的劳山战役中，东北军110师被红军全歼，师长何立中阵亡；11月的直罗镇战役中，109师又遭重创。蒋介石不仅未予补兵，反而趁机取消这两个师的番号，停发军饷，显然是要借红军之手削弱东北军。张学良心知肚明：再打下去，自己的家底就要被掏空了。

杨虎城则是陕西的“地头蛇”，对蒋介石更是心存忌惮。他既怕红军坐大，又怕中央军借“剿共”之名进入陕西，将自己挤走。1936年初，他干脆与红军秘密达成协议：不打仗、互通商，甚至悄悄给红军送子弹。前线常出现这样的奇景：两边士兵隔着战壕扔香烟，枪响也是“朝天放”。

四、两广事变：蒋介石“后院”起火

1936年6月，就在中央红军刚刚站稳脚跟之际，南方发生了变故。广东的陈济棠、广西的李宗仁打着“抗日救国”的旗号反蒋，集结了30万大军，连空军海军都出动了，向湖南进发。

这可比陕北的事态紧急多了！蒋介石急忙将南方能调动的40万中央军全部派往湖南堵截两广联军。他还施展“银弹攻势”：花费300万港币收买广东空军司令，使几十架飞机叛逃；又花费150万大洋策反广东军长余汉谋。陈济棠7月便垮台逃亡，李宗仁则硬撑到9月才达成和解。

这场“两广事变”持续了三个月，将蒋介石的精力全部拖在了南方。等他10月腾出手来回头看陕北时，红军已经招兵买马，根据地扩展到了二十多个县——再也不是当初那支“人困马乏”的队伍了。

五、西安事变：最后一击，逼停“剿共”

1936年12月，蒋介石飞抵西安，欲给张学良和杨虎城下最后通牒：要么全力打红军，要么东北军去福建、西北军去安徽，换中央军来接管。这无疑是要拆张杨的台，夺他们的地盘。

12月9日，西安学生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