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0月8日，日本京都大学北川进教授荣获诺贝尔化学奖，成为该年度日本科学家斩获的第二项诺贝尔科学奖——仅在两天前的10月6日，日本科学家坂口志文已摘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据日本媒体统计，京都大学出身的诺贝尔奖得主已达10人，超越东京大学的9人，两校合计占据日本诺奖得主总数的七成以上。
北川进教授获诺贝尔化学奖，研究领域为金属有机框架材料
坂口志文教授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突破性发现免疫调节机制
令人深思的是，在QS世界大学排名中，东京大学与京都大学仅分列第32位和第50位，远落后于新加坡国立大学（第8位）、清华大学（第20位）和北京大学（第14位）。然而，这些排名靠前的亚洲高校至今尚未实现自然科学类诺贝尔奖的突破，与日本两校形成鲜明对比。
QS排名虽被广泛引用，但其评价体系存在显著缺陷。该排名中学术声誉占比40%，雇主声誉占10%，两项主观指标合计占据半壁江山。这种依赖问卷调查的机制，极易受到地域认知偏差的影响——非英语国家高校的科研成果往往被低估。
更关键的是，QS排名对英语国家存在系统性偏向。以论文引用率为例，英语期刊占据全球学术传播的主导地位，导致非英语国家的突破性研究难以获得同等曝光。这也是亚洲大学在QS排名中普遍低于欧美同类院校的重要原因。
相比之下，上海交通大学发布的ARWU世界大学学术排名采用论文数量、诺奖得主数、高被引科学家等客观指标，东京大学与京都大学在该排名中的位次均显著高于QS排名，印证了量化评价体系的合理性。
截至2025年，日本共有27人获得自然科学类诺贝尔奖，其中东京大学与京都大学毕业生占比超过60%。这一数据不仅碾压亚洲其他高校，甚至超越多数欧美名校。两校的学术影响力还延伸至菲尔兹奖（数学界最高奖）、沃尔夫奖等领域，培养了大量科技领军人才。
东京大学自1877年建校以来，始终秉持“学术至上”的理念，其医学院、工学院在量子计算、新材料等领域持续产出突破性成果。京都大学则以“自由学风”著称，iPS细胞研究所创始人山中伸弥教授（2012年诺贝尔医学奖得主）的成就，正是这种鼓励冒险、包容失败的学术文化的缩影。
两校的成功还得益于对跨学科研究的重视。东京大学2025年宣布设立“设计学部”，整合工程、艺术、社会科学等领域的资源，推动解决气候变化等复杂问题。京都大学则拥有iPS细胞研究所、数理解析研究所等世界级平台，2023年该研究所团队在量子计算领域取得重大突破，相关论文登上《自然》杂志封面。
这种创新模式与部分亚洲高校追求论文数量的策略形成对比。后者虽在QS排名中表现优异，但鲜有能改变人类知识体系的原创性成果。
东京大学与京都大学的共同点在于对基础科学的长期投入。两校均设立“教授终身制”，允许研究者用十年甚至更长时间深耕一个领域。京都大学化学系教授大隅良典（2016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历时20年完善细胞自噬理论，正是这种耐心的体现。
反观部分排名靠前的亚洲高校，其考核体系往往要求研究者每年发表数篇论文，导致研究碎片化。这种短视行为虽能快速提升排名指标，却难以孕育重大科学发现。
要在诺贝尔奖数量上追赶日本，中国需从三方面改革：其一，建立长周期科研支持机制，允许科学家“十年磨一剑”；其二，改革职称评定体系，弱化论文数量指标，强化原创性贡献评估；其三，从基础教育阶段培养批判性思维，避免“标准答案”式教育扼杀创造力。
中国拥有14亿人口，人均智商与日本相当，且在人工智能、量子通信等领域已具备领先优势。只要坚持原始创新导向，未来二十年完全可能实现诺奖数量的跨越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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