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的下午三点，你到底跟不跟我走？”在重庆白市驿机场，张砚田压着嗓子催促。吴光伟把拳头攥得发白，目光却越过机窗，落在远处的山影上——那一刻，她仿佛仍看见延安窑洞的灯火。
1912年冬，吴家添了这个眉眼清秀的女孩。父亲吴崇仁在国民政府任职，奉行“女子读书无用”的旧观念，却被女儿的好学劲头打动，咬牙送她进天津的教会中学。钢笔、英文圣经、世界地图，一股脑摆在十三岁的吴光伟面前，让她的视野陡然打开。
青春期的她偏爱热闹街头。1932年南京爆发反日游行，吴光伟挤到队伍最前面，高呼口号，被宪兵推倒还不退缩。父亲闻讯火车奔来，站在看守所门口连叹气：“别再闹了。”她抬起脸，只回了一句：“国家都不平安，我怎能太平？”
为了“断了她的念头”，老父亲把姑娘送去上海圣玛利商学院。英语课里，她腔调利落，三年就能给洋行经理做翻译。可毕业典礼那天，她没参加舞会，悄悄买了张北上的车票。北平大学的校门口，雪花飘着，她遇见了同系学长张砚田。两人同去图书馆听胡适讲座，相视一笑，婚事便这样定下。
新婚不到一年，张砚田赴日进修行政学。“你等我学成归来。”送别那晚，吴光伟却递上自己的计划——留在国内，去剧社、去报馆、去女校讲时事。话说出口，她竟比丈夫还干脆。上海滩灯火阑珊，她在聚光灯下演出易卜生的话剧《国无疆》，掌声过后却只想奔赴更真实的舞台。
1935年12月，“一二·九”学生的歌声划破北平夜空。那股劲再度击中她。翌年春，她南下西安投奔杨虎城部，张砚田恰好学成归来，夫妻并肩抵达古城。张负责起草《停战抗日通电》，吴光伟被任命为民政厅干事，旋即参与组建救国联合会妇女部。那段时日，两人依旧同桌吃面，可饭后话题分岔：一个谈仕途，一个谈抗战。缝隙一旦出现，便再难弥合。
1937年初夏，吴光伟搭乘一辆卡车离开西安，直奔黄土高原。车轮滚滚，她怀里抱着《列宁选集》和一只旧皮箱。抵达延安，她的学历、口音、洋文功底立刻引人注目。中央外事组缺人翻译，她被推到前线，先后接待斯诺、白修德等记者。窑洞灯光昏黄，她边记录边解释，“Chairman Mao says…”声音爽朗，连外国记者都说“那位女译员像清晨的山泉”。
有意思的是，毛泽东常在茶歇时与她聊天，“北方口音难学吧？”吴光伟笑道：“革命话题容易学。”毛摇头大笑。短暂的交往让她看到领袖的从容，也稳住了自己原本飘忽不定的心。
1941年春，延安气氛骤然紧张。国民党在各地搜罗“共谍”名单，她的名字赫然在列。组织决定先让她回西安，以便掩护其他同志。刚踏进西安城，保密局特务就摸上门。审讯室里灯光刺眼，刑讯未及开始，一纸担保书送进来——张砚田的签名。为了脱身，她不得不与前夫复婚，“只要能活下去，总有回来的方法。”她这样安慰自己。
战火渐近，1947年她随张调往重庆。白色恐怖包围整座山城，她暗地里三次写信给延安要求归队，却被邮检扣下。1949年，人民解放军兵临嘉陵江。国民党高层一夜之间抢船抢机，张砚田手握机票，把她拖向机场。她死命抓住栏杆，低声吼：“我不要走！”张冷冷回道：“留下，你只有死路。”十分钟后，螺旋桨发出震耳声，她被挤进机舱，泪水滚烫。
踏上台北松山机场那天，吴光伟刚满三十七岁。街边的榕树、嘈杂的闽南语、潮湿的海风，都与她理想中的新中国格格不入。新房落在台北市郊，她关上窗帘，硬把自己埋进英文文稿，却总在夜里梦见延河。1950年代初，她淡出所有官方社交，只在私塾里教孩子拼音和基础英文。有人好奇她为何不再踏足政坛，她摇摇头：“心已经不在此处。”
多年后，友人问她后悔否。她笑得淡然：“生在乱世，选择从来不多。我只庆幸自己听过窑洞里的马灯声，那证明我曾站在正确的方向。”语气平静，却透出难以抹去的眷恋。
至此，吴光伟的名字在台湾政坛和大陆档案中都逐渐模糊，但她的故事仍在少数知情人间口口相传——关于一个面容秀丽却比任何人都固执的女子，关于她在延安的热血，以及那趟不由自主的航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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