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行甲，1971年生于湖北兴山，清华大学公共管理硕士，是知名公益人、作家。他曾任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巴东县委书记，也是唯一辞职的“全国优秀县委书记”。
目前，他担任深圳市恒晖公益基金会秘书长，以及西安市乡村发展公益慈善基金会执行理事长。
本文内容选自其自传体随笔《在峡江的转弯处：陈行甲人生笔记》。
巴东的民风为何如此恶劣？这股冲天的怨气戾气究竟从何而来？难道要怪罪于无辜的老百姓吗？
经过深入调研与思考，我认为问题根源并不在于老百姓。
关键在于当地党员干部的作风出现了严重问题。
在我赴任之前，巴东官方将邓玉娇事件定性为一起偶发极端事件。然而，作为新任县委书记，我深感有必要对这起轰动全国的恶性事件进行复盘。
我调阅了邓玉娇事件的全部案卷，得出的结论是：这并非偶然事件。
镇政府两名干部在为企业办事后，不仅接受了企业的好处，还要求企业请吃饭、喝酒、洗脚，甚至对洗脚女动手动脚。当姑娘愤而拒绝时，他们恶语相向，并将姑娘“推坐”，拿出一沓钱在姑娘头上敲打……
我在全县干部大会上愤怒地表示：如果这姑娘是我妹妹，如果我在旁边，根本轮不到她动手，我会亲自动手拿刀子捅这两个败类！
我强调，极端恶性事件不会无缘无故发生。大风起于青萍之末，这个“末”就是干部作风，就是我们基层的党组织与人民群众的距离越来越远了。
最能说明巴东干部作风症结的一件事是，前任县委书记在2011年明确知道自己即将调走之前，大规模地调换了全县几乎所有重要部门的领导干部，牵动面达上百人。清太坪镇一年内竟被换了三任党委书记，令人匪夷所思。
然而，作为继任者，我必须遵守刚动过干部的岗位在一定时间内没有特殊情况不得随意调动的规矩。
直到党的十八大后反腐飓风刮到巴东，省纪委四室才发现，就在换届之前的2011年3月，前任县委书记居然在离天安门直线距离只有十几分钟车程的北京东二环某小区一口气买了两套房。当时那个小区的房价已是一平方米6.8万元，且没有贷款，一次全款付清。
他们两口子都是公务员，这笔巨款究竟从何而来？答案不言而喻。
“要想富，动干部”，这基层的潜规则被她运用得淋漓尽致。
巴东位于长江三峡边上，长江上的船只全靠灯塔引领。我曾在大会上比喻，一个地方的一把手就好比是这个地方的灯塔。如果灯塔歪了、暗了，后果一定是灾难性的。
当时巴东主要官员的言行，明明白白地揭示了巴东贫困、出事以及老百姓对党委政府不满的原因。那个阶段，巴东老百姓确实“刁”，但真的不能怪他们。
巴东的民风之顽劣让我心焦，但真正让我心力交瘁的还是巴东的贫困。
上任后的第一个月，我到民政、扶贫办、县残联三家单位集中调研，沉重的数据压得我心痛。按以往标准统计，巴东全县有贫困户5.8万户16.1万人；按新标准统计，贫困人口还会大幅增加。全县共有各类民政对象5.1万人，其中农村低保户众多，城镇低保户也不少。
此外，还有孤儿、五保对象、精神病患者、办证残疾人等众多需要救助的群体。
最让我沉重的是那些生了大病、欠着巨额医药费、等待救助的患者。面对这么庞大的一个群体，我感到如此无力。
我的巴东太穷了！想到老百姓无助的期望和捉襟见肘的财政，我感到无比沉重。
最让我难过的是，作为全省艾滋病重灾区的巴东，当时仍在世的在册艾滋病患者就有490多人。不知道在那些年因贫穷去卖血的人中还有多少没被检测出来。
在茶店子镇三坪村，一个村子就有35个仍在世的艾滋病感染者。这个村基本不与外界交流，成了孤村。
我到巴东一个半月后去了三坪村，让镇政府出钱杀了一头猪，中午在一名患者家做饭。我先是走访了三户患者，然后让村支部书记把全村患者都请到一起吃饭。
我坐的那一桌除了我以外全部是艾滋病患者。我和他们互相夹菜、一起喝酒，用这种方式告诉全县的老百姓：艾滋病一般接触不传染，这些人已经够苦了，他们不应该受歧视。
全县一些受艾滋病影响的特殊孩子让人揪心。46个艾滋病孤儿中有一个叫小燕的女孩，父母都因卖血感染艾滋病去世，她跟着爷爷生活。后来爷爷去世，15岁的小燕独自安葬了爷爷。
我去看她的时候，小燕不怎么说话，眼泪流个不停。
还有一个8岁的艾滋病患儿小航，满脸满头都是红疮。母亲前几年已经因艾滋病去世，因治病还欠了5万多元外债。父亲在浙江打工，71岁的爷爷和68岁的奶奶带着小航在村里生活。
简陋的家居和老人身上破旧的服饰无不向我诉说着这个家庭的风雨飘摇。
奶奶跟我说，这个孩子的妈妈就埋在屋场旁边，现在眼看着孩子一身的疮，一点点地走他妈妈的老路。
他们家已没有亲戚来走动过了，村里的人从他们家旁边路过也都是绕着走。这个孩子也没法上学，没有任何一个玩伴。
奶奶说这些的时候语调很平静，眼中甚至都没有眼泪。
临走前，我搂着天真地笑着的小航，拉着爷爷粗糙的手，忍不住流下了泪水。
还有一点让我尤其心塞的是巴东的路难行。
寇准1000多年前曾在巴东任过县令，当地流传下他一句话“八百里巴东”。我原以为这是一句诗意的描述，到了巴东之后才知道，从最北端的沿渡河镇堆子村到最南端的金果坪乡泗井水村整整397公里。
可是巴东的山路崎岖破损、颠簸不堪。我作为县委书记坐的车还算是好的，但从县城出发到金果坪泗井水就要坐6个多小时的车。一般的老百姓出行是多么的不方便可以想见。
第一个月里，我走访了十多个偏远的村子，越看越沉重、越听越沉重。
我每到一个村都会做两件事：一是问村支部书记这个村里最穷的是哪一户或者哪几户并上门看望；二是看这个村有没有学校并在时间来得及的情况下在村里学校课堂上听一节课。
有的贫困户甚至不能用家徒四壁来形容，因为我见过只有三面墙的老百姓的房子。
491个村中到底有几个稍微像样的富裕一点的村呢？我下决心要在我的巴东任内走遍全县的每一个村。
经过充分的调研，我的结论是：
老百姓的怨气戾气是被我们一些党员干部的恶劣作风给逼出来的；
是被我们800里巴东崎岖难行的道路给颠出来的；
是被贫困封闭的千山万壑给憋出来的。
摸清基本情况之后，我给自己定的在巴东当县委书记的思路就是彻底走群众路线，带领全县党员干部回到人民群众中去。
我的第一个大的举动是号召全县干部结穷亲。
在动员大会上我表态带头结穷亲，我就结艾滋病患儿小航，帮助他上学、治病。
至于怎么结，我在大会上说了十个字：只要我还在，只要他还在。
我要求大家向我看齐、跟着我学。
“我们这些穷乡亲在等待着我们！他们期待的目光早已穿越万水千山、风霜雨雪。我们奔向他们的脚步大地会聆听。人间最冷的不是冰寒而是麻木。你不是太阳但你可以发出比太阳更温暖的光！”
我安排县委宣传部配合全县干部结穷亲活动，开展新闻记者访穷亲活动。
几天后第一篇稿子《熊娃子的家》出来后生动且有冲击力，看完我完全抑制不住泪水。
我在那天晚上的日记里写道：
我艰难的巴东乡亲我知道我的力量是薄弱的但是我要竭尽我的力量去帮助你们。也许我的步履沉重缓慢但是请你们相信我在一步一步走向你们。
县委书记的号召力很大，很快眼睛朝下关怀穷人的结穷亲活动在巴东变成了一场运动。
我在县委组织部设立了结亲办，由组织部长兼任结亲办主任。穷亲对象由村支部和村委会筛选出来接受群众公示监督后上报到乡镇党委审核确定。我要求每一个副科级以上干部必须结一户穷亲，给穷亲多少钱物我不提要求，但是我要求干部必须每年至少到穷亲家去三次、至少在穷亲家住一晚。
县委宣传部跟进报道结穷亲的事迹，网页的浏览量和大量的留言显示网络的力量逐渐开始正面发挥作用。
除了干部外，一批社会人士也主动要求加入结穷亲的队伍，并表态不光是面子上结而是要固定结、长期结。
一位祖籍巴东但在巴东之外工作的湖北大学师兄向吉贤也积极加入了结穷亲的队伍。他给我发来短信表示：
“我也响应你的号召在老家结几户穷亲。在你身上我看到了一种实事求是的精神、诗人一样的激情、圣徒一般的真诚。你让我看到了家乡的希望。”
那年的除夕我是在我结的亲戚小航家吃的团年饭。
小航的爷爷奶奶欢喜地忙里忙外，小航围着我转。因为知道我要去他们家过年，小航的伯伯和姑姑也回来一起团年，一家人难得如此热闹。
大年三十下午经过野三关和清太坪两个镇时，两个镇的党委书记钱才东和肖谨成都还坚守在镇里慰问困难群众。我很欣慰。
猜你喜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