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Victoria Loy
译者：Issac
校对：易二三
来源：《Senses of Cinema》
（2005年4月）
在路易斯·布努埃尔的电影创作谱系中，《女仆日记》（1964）被评论家索尔·奥斯特里茨归类为导演「优雅善讽的欧洲大陆圣人」阶段的代表作。这一时期的作品群还包括《泯灭天使》（1962）、《白日美人》（1967）和《资产阶级的审慎魅力》（1972），共同构成布努埃尔对西方社会最尖锐的解剖手术。
不同于布努埃尔其他超现实主义作品惯用的联想式结构，《女仆日记》采用近乎纯粹的线性叙事。但影片仍保留着超现实主义的基因：性与死亡的并置、社会秩序与情色吸引的冲突，以及导演标志性的反教权、反资产阶级主题。这些元素被包裹在布努埃尔标志性的简约视觉风格中——黑白摄影将诺曼底秋日的乡村渲染得愈发凄凉，法式宽银幕镜头（Franscope）在展现蒙蒂尔庄园内部时，半身像、花瓶、灯具等富人物品的杂乱摆放，暗示着表面优雅下的精神贫瘠。
影片对长景深的运用堪称精妙。当蒙蒂尔夫人初次与塞莱斯汀相遇时，通过物品陈列确立阶级地位的场景，与后来塞莱斯汀穿着高跟鞋摇摇晃晃走出车站的姿态形成镜像。这种视觉语言无声地宣告着：资产阶级的统治不仅建立在物质占有，更依赖于对符号系统的垄断。
女仆塞莱斯汀是布努埃尔超现实主义美学的完美载体。她拒绝小说原作中「追逐物质舒适」的明确动机，其行为逻辑完全服从于无意识冲动。当她突然决定嫁给上尉时，这种武断的选择恰恰印证了导演对理性主义的蔑视。联合编剧让-克劳德·卡里埃尔透露，布努埃尔刻意避免通过精心设计的明暗对比营造神秘感，转而依赖门轴的吱嘎声、模糊的慢镜头等「不完美」元素——这种对精湛技艺的拒绝，源于导演对影像力量的绝对自信。
塞莱斯汀的黑白制服在影片中具有多重象征意义。当她化身调查约瑟夫的「复仇者」时，白色斗篷与头巾使其成为死亡与护士的矛盾综合体；而在约瑟夫眼中，这身制服既代表着服从的诱惑，又暗含指挥的权力。这种符号的暧昧性，正是布努埃尔对法西斯美学最辛辣的讽刺。
影片中反复出现的黑色皮靴，构成连接情色与法西斯主义的关键意象。当八十岁的好色老人与少女塞莱斯汀并置时，靴子与制服的组合打破了礼仪的虚伪；而在瑟堡示威场景中，法西斯分子脚踏皮靴的正步行进，则将这种物象推向政治暴力的层面。布努埃尔通过约瑟夫这个角色，将两种意象缝合——这个反犹、凶残的野蛮人，既是蓝领「布尔什维克主义者」的敌人，又是教堂司事助手的同谋，暗示着法国神职人员与法西斯政党的隐秘联盟。
导演在瑟堡示威场景中埋设的黑色幽默尤为精妙：约瑟夫高呼的「基亚佩万岁」，既是对审查其1930年电影《黄金时代》的警察长官的嘲讽，更是对法西斯美学将暴力审美化的彻底解构。这种笑中带刺的批判，远非表面层次的娱乐，而是布努埃尔对极权主义最深刻的警惕。
蒙蒂尔夫人的冷漠，在父亲葬礼场景中达到极致。她穿着时髦的丧服抱怨遗产税，对父亲遗体（小腿露出床外，抓着塞莱斯汀设计的黑靴）的震惊反应，暴露出资产阶级情感结构的虚伪性。这种对死亡的态度，与塞莱斯汀对物质地位的赤裸追求形成残酷对照——当女仆穿着华丽时髦的衣服走出车站时，她已不再是仆人，而是成为资产阶级符号系统的挑战者。
布努埃尔通过塞莱斯汀的最终选择，完成了对资产阶级秩序的终极嘲弄。这个没有坚持或投入的女英雄，其突然的婚姻决定看似荒诞，实则是对理性主义最彻底的背叛。正如导演所言：「拒绝精湛技艺意味着你确信自己所展示的东西的力量。」在《女仆日记》中，这种力量源于对人性非理性本质的深刻洞察，以及对极权主义美学的永恒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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