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6月20日，北京医院病房】“明天给李老准备寿桃吗？”值班护士小张探头轻声问道。主治医师摇了摇头，回答道：“先看今晚情况，再说。”这句平常的对话，却暗含着所有人难以言说的担忧。
病房里，氧气管的嘶嘶声不断，而李先念的呼吸却愈发微弱。这位83岁的老人，已经与肺炎抗争了整整四个月。这一天，似乎格外漫长，窗外的梧桐叶声，像战场上的细雨，敲打着每个人的神经。
就在北京这个晦暗的黄昏里，湖北红安老家乡亲的电话仍源源不断地打来。大家关心的是“李老还有没有力气说话”，而李家的子女更在意的是父亲是否疼痛。医生给出的答案不外两句：生命体征尚可，意识清醒。这种“尚可”，谁都听得出其中的分量。
凌晨过后，病榻前的女儿俯身凑到李先念的耳边。李先念眼神模糊，却依旧吐出一句再熟悉不过的话：“老区……不能慢。”语速极慢，音量极低，却让在场者眼眶发热。他说的老区，一直指的是大别山。
李先念对那片山岭的感情，可以追溯到1932年的一幕。河口激战正酣，母亲踩着小脚闯进阵地。“伢，我来看你！”那声呼唤至今刻在家族晚辈的记忆中。枪声密集，他焦躁地吼：“娘，快回去，子弹不要命啊！”母亲却只是笑，顺手往他衣兜里塞了两块银元。十几个小时后，母亲在转移途中病逝，银元声撞击着口袋，也撞击着他余生的忏悔。
从此，“忠诚”二字在他心里多了一层含义：对党、对群众，也对那位长眠黄土的母亲。他常说：“我欠娘的，只能拿工作去还。”在干部会上，他强调修通老区公路；访贫问苦时，他强调先解决山里娃上学的问题。
七十年代末，李先念在中央工作已成重臣，却保留了一丝“木匠脾气”——眼里揉不得沙子。1976年秋，他与叶剑英、汪东兴等人密谋粉碎“四人帮”，文件袋往来全靠手递手。有人回忆，李先念当晚在中南海里只吸了一支烟，说得最多的就是“拖不得”。决断之快，让几个警卫员都愣住了。
步入八十年代，李先念的日常简单得惊人：上午看文件，下午打麻将，晚上翻扶贫简报。牌桌上偶尔“偷牌”被儿子李平抓个正着，他自己反倒哈哈大笑，像个老人家哄孙子。李平训他：“爸，把牌放回去。”旁人起哄：“还是您教育得好！”李先念却顺势收手，笑归笑，“忠诚”二字不离口。
1992年初春，李先念住进北京医院。湖北省计委负责人带来三峡工程最新进展，他眼睛一下亮了：“毛主席夙愿，湖北人要讲风格，别把能干的事都推给中央。”说这话时，呼吸器正贴在鼻翼，字句仍硬朗。
5月底，他写给中国扶贫基金会的贺信中提醒：贫困地区温饱虽解决，但“标准低、不稳定”，一个天灾就可能返贫。字里行间没有一句空话，像给自己定的最后一份战场简报。
6月21日上午7时05分，李先念的呼吸终于停摆。家人眼前晃动的，是1984年国庆检阅坦克时那抹军绿色，也是不知疲倦的老木匠背影。遗体火化后，骨灰被撒向大别山、大巴山、祁连山。他要同牺牲的战友们作伴，这是临终唯一要求。
与此同时，千里之外的济南，吴法宪正在军区总院保外就医。他因“十年动乱”被判刑，1989年起获准到此治疗。6月22日下午，女儿拿着《解放军报》走进病房，“李先念同志因病逝世”一行黑字触目惊心。吴法宪先是一怔，随即面色煞白，体温飙至四十度。主治医生回忆，“像急性肺炎，可查不出病灶。”老同事去探望，他只说了一句：“没想到他走这么快。”
外界很少关注吴法宪和李先念的私人交集。两人同为湖北子弟，同在抗战时期担任师、旅主官。建国后虽分属空军与政府系统，但每逢大庙会式的会议还能相视一笑。文革风云翻滚，两人立场骤然分野，却没有公开撕破脸。吴法宪受审前，李先念批了“就事论事，按法处理”八个字，再无附加评语。有人认为，这种克制，是出于老战友的一丝惦记。
李先念去世后，吴法宪高烧整整四天，反复念叨一句：“他疼老区，我服。”退烧那天，他对女儿说：“等我好了，想写封信给他夫人，道个别。”这封信最终没有写成，或许是病情反复，或许是情绪难以落笔。
老兵离场，故事散落在山岭与记忆里。李先念留下的两块银元，如今静静嵌在红安李家大屋的木匣中，银光不再刺眼，却依旧沉甸甸。吴法宪后来见到那只木匣，只说了四个字：“笃行而已。”
一生风雨，终归沉默。有人评价李先念“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有人强调他“出身贫苦农家”。标签可以数十种，那两块银元和一个湖北老兵的发烧，或许更能解释什么叫情义，什么叫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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