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的夏天，烈日炎炎，柏油路仿佛要被晒化。我攥着省工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手心里全是汗，心中既激动又忐忑。
阿明就坐在我旁边，手里捏着地区财经学校的通知书，笑得露出两颗小虎牙，兴奋地说：“建军，以后我在财政局管钱，你在工厂搞机器，咱们俩还是县里最牛的崽！”
那时，我俩都才十七八岁，对未来充满了憧憬，觉得人生就像江水一般，清清爽爽，一眼能望到头。哪曾想到，二十年之后，我们会走上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
我叫李建军，阿明是我高中同桌，从高一到高二，我俩几乎形影不离。上课时，他帮我挡老师的视线，我帮他抄数学作业；放学后，我们一起蹲在路边吃米粉，五毛钱一碗，加两勺酸豆角，吃得满头大汗，却乐在其中。
高考前一个月，我俩在教室后排偷偷发誓，不管考到哪里，以后都要回县里，互相帮衬着过日子。结果，还真如了愿，我考去了省工学院，学机械制造；他考去了地区财经学校，学财政会计。
开学那天，我和阿明在县城火车站分手，他拍着我的肩膀说：“建军，放假回来我请你吃牛肉米粉，加两个卤蛋！”我笑着点头，看着他背着帆布包走进人群，心中满是期待。
读书期间，我俩书信不断。他跟我说财经学校的老师有多严格，账本错一个数字就要重抄十遍；我跟他说工学院的实习有多累，在机床前站一天，腰都直不起来。每次写信，我俩都要提一嘴回县里的事，他说以后要进财政局，把县里的账算得明明白白；我说以后要进水泥厂，把机器修得转得比谁都快。
1984年，阿明毕业后被分到县财政局，成了一名会计。1986年，我毕业后被分到县水泥厂，成了一名技术员。我去水泥厂报到那天，我俩在县政府门口碰了面，阿明穿着新买的的确良衬衫，梳着油亮的头发；而我，穿着工装，裤脚还沾着路上的泥。阿明拉着我说：“走，今晚去我家，我妈杀了鸡，咱们喝两杯！”
那天晚上，我俩喝了半瓶白酒，聊到半夜，说以后要在县里盖相邻的房子，娶邻村的姑娘，让娃崽们也做同桌。刚上班那几年，我和阿明的联系还很频繁。每天下班，阿明要是没事，就会骑着他的永久牌自行车来水泥厂找我。
有时候我在车间加班修机器，他就蹲在旁边等，递根烟，跟我聊财政局的新鲜事。有时候我不加班，我俩就骑着车在县城里转，从东头的菜市场转到西头的电影院，碰到卖冰棍的，就买两根，你一口我一口，享受着那份简单的快乐。
那时候，县里的变化还不大，水泥厂的烟囱天天冒着黑烟，财政局的办公楼还是老红砖房。我和阿明的日子，也过得平平静静，像县城里那条缓缓流淌的小河。
变化是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的。那时候，县里开始搞招商引资，不少外地老板来县里开工厂、建商场，财政局一下子忙了起来。阿明因为脑子活、账算得清，被局长看重，从普通会计提拔成了预算股的股长。
自从当了股长，阿明就忙得脚不沾地，再也没像以前那样，天天来水泥厂找我。有时候我下班给他打电话，他要么在开会，要么在陪老板吃饭，匆匆说两句就挂了。有一次，我在县城的饭店碰到阿明，他正陪着几个外地老板喝酒，西装革履，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跟以前那个穿着的确良衬衫、蹲在路边吃米粉的阿明，简直判若两人。
我走过去跟他打招呼，他看到我，愣了一下，然后笑着说：“建军啊，你也来吃饭？”旁边的老板问他我是谁，他说：“我高中同学，在水泥厂上班。”那语气里，没有了以前的热络，多了几分客气。那天我没跟他多聊，看着他跟老板们推杯换盏，心里说不出的滋味。
从那以后，我和阿明的联系就更少了。有时候在街上碰到，他要么开车，要么被一群人围着，只是跟我挥挥手，连停下来聊两句的时间都没有。我知道他忙，可心里还是有点不是滋味。以前我俩一起蹲在路边吃米粉的时候，他说过不管以后混得怎么样，都不会忘了我这个同桌。可现在，他成了财政局的股长，我还是水泥厂的技术员，我俩之间，好像隔了一堵看不见的墙。
1998年，县里的水泥厂因为环保不达标，要进行整改，要么升级设备，要么停产。那时候水泥厂的效益本来就不好，升级设备需要一大笔钱，厂里拿不出来，只能裁员。我在厂里干了十二年，从技术员升到了车间主任，可裁员名单下来，还是有我的名字。
那天我拿着裁员通知书，站在水泥厂的烟囱下，看着黑烟慢慢消失，心里像被掏空了一样。我去找厂长求情，厂长叹了口气说：“建军，不是我不留你，实在是厂里没办法。你要是有关系，能找财政局批点钱，说不定厂里还能撑下去。”我脑子里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阿明，他现在是财政局的副局长了，说不定能帮上忙。
那天晚上，我买了两瓶好酒，一条好烟，去了阿明家。阿明家住在县城的高档小区，装修得富丽堂皇，跟我住的老家属院，简直是天差地别。阿明看到我，脸上没什么表情，让我坐在沙发上。我把烟酒放在茶几上，搓着手说：“阿明，水泥厂现在遇到难处了，能不能帮厂里批点钱，救救急？”
阿明端着茶杯，喝了一口说：“建军，不是我不帮你，现在财政上有规定，钱不能随便批。再说，水泥厂的问题不是一天两天了，就算批了钱，也不一定能撑下去。”我还想再求他，他却站起来说：“我还有个会要开，你先回去吧，有消息我再跟你说。”
我走出阿明家，心里凉透了。那两瓶酒，是我攒了两个月的工资买的；那条烟，是我托人从外地带回来的。可在阿明眼里，这些好像都不值一提。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找过阿明。水泥厂最终还是停产了，我成了下岗工人，只能到处打零工，有时候去工地搬砖，有时候去菜市场帮人卸菜，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2002年，我在工地干活的时候，不小心从脚手架上摔了下来，腿摔断了。躺在医院里，我看着天花板，心里又酸又涩。老婆坐在旁边哭，说家里的积蓄都花光了，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就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病房门被推开了，进来的是阿明。
他穿着西装，手里提着一个果篮，看到我，脸上露出了愧疚的表情。“建军，对不起，我来晚了。”阿明坐在床边，声音有点沙哑，“水泥厂的事，我不是不想帮你，那时候我刚当上副局长，很多事身不由己。后来听说你下岗了，我也没好意思找你，怕你怪我。”
我看着他，心里有气，可更多的是无奈。“我现在这样，你也看到了，”我苦笑着说，“腿断了，以后也干不了重活了。”阿明从包里拿出一个信封，放在我手里说：“这里有五万块钱，你先拿着，把腿治好。以后要是有什么困难，再跟我说。”
我拿着信封，手一直在抖。那五万块钱，对当时的我来说，就是救命钱。“阿明，谢谢你。”我哽咽着说，以前的不满和委屈，好像都在这一刻烟消云散了。阿明叹了口气说：“建军，其实这些年我也不好过。当了副局长，每天要应付各种人和事，有时候明明知道是错的，却不得不做。”
“上次你找我的时候，局长跟我说，水泥厂的问题不能管，管了会得罪人。我那时候也是鬼迷心窍，就没帮你。后来我一直很后悔，觉得对不起你这个同桌。”那天阿明陪我聊了很久，聊起高中时候的事，聊起刚回县里的日子，聊起这些年的变化。
他说他现在虽然官越做越大，钱越赚越多，可心里却越来越空，不像以前那样开心了。他还说，等他退休了，就回乡下盖个房子，种点田，养点鸡，像以前那样，跟我一起蹲在路边吃米粉。
我的腿好了以后，阿明帮我找了个在县民政局看大门的工作，虽然工资不高，但很轻松。我和阿明的联系又多了起来，有时候他下班会来我家坐，我俩喝着酒，聊着天，好像又回到了以前的日子。只是我知道，我俩走过的路不一样，经历的事也不一样，再也回不到十七八岁那年，在县城火车站分手时的样子了。
2006年，阿明因为贪污受贿，被检察院带走了。那天我在民政局门口，听到有人说财政局副局长被抓了，我心里咯噔一下，跑过去问，才知道是阿明。我去看守所看他，他穿着囚服，头发花白，再也没有了以前的意气风发。
“建军，我对不起你，对不起家里人。”阿明哭着说，“我要是早点听你的，别那么贪心，就不会有今天了。”我看着他，心里很难受。我想起高中时候，他帮我挡老师视线的样子；想起刚回县里，他骑着自行车来水泥厂找我的样子；想起我腿断的时候，他拿着钱来医院看我的样子。可现在，他却成了阶下囚。
“阿明，好好改造，出来以后，咱们还能一起蹲在路边吃米粉。”我拍着他的肩膀说，眼泪忍不住掉了下来。阿明被判了十年，我每年都会去看他。每次去，他都会跟我说在里面的日子，说他后悔当初的选择，说他出来以后想跟我一起回乡下，过安安稳稳的日子。
我听着他的话，心里很不是滋味。如果当初他没有那么贪心，如果当初他帮了水泥厂，也许我俩的命运，都会不一样。2016年，阿明刑满释放。我去监狱门口接他，他穿着我给他带的衣服，头发已经全白了，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了很多。
“建军，让你等久了。”阿明笑着说，只是那笑容里，多了几分沧桑。我拍着他的肩膀说：“走，回家，我老婆炖了鸡汤。”回到家，我老婆把鸡汤端上来，阿明喝了一口，眼泪就掉了下来。“好久没喝到这么香的鸡汤了。”阿明哽咽着说。
那天晚上，我俩喝着酒，聊着这些年的事，聊到半夜。阿明说他出来以后，不想再回县城了，想跟我一起去乡下，种点田，养点鸡，过平平静静的日子。我点点头说：“好，咱们一起去。”
现在，我和阿明在乡下租了一间房子，种了几亩田，养了几十只鸡。每天早上，我俩一起去田里干活，傍晚一起坐在院子里喝茶，看着夕阳慢慢落下。有时候，我俩会想起1982年的夏天，想起在火车站分手时的样子，想起刚回县里的日子。
那时候的我们，意气风发，以为未来会一帆风顺，可谁晓得，命运会给我们开这么大的玩笑。有时候我会想，如果当初我没有考上工学院，阿明没有考上财经学校，我俩会不会过着不一样的生活？可人生没有如果，走过的路，就再也回不去了。
现在的我，虽然日子过得不富裕，但很安稳；现在的阿明，虽然犯过错误，但也知道了悔改。也许，这就是命运最好的安排吧。上个月，我和阿明去县城买东西，路过以前的水泥厂，那里已经改成了一个公园，以前的烟囱还在，只是再也不冒黑烟了。
路过以前的财政局，办公楼已经翻新了，比以前气派了很多。阿明看着财政局的办公楼，叹了口气说：“以前总想着官越做越大，钱越赚越多，可到最后才发现，最想要的，还是以前的日子。”我拍着他的肩膀说：“现在也不晚，咱们还有很多日子可以过。”
阿明看着我，笑了笑说：“是啊，现在也不晚。建军，谢谢你，这么多年，一直没放弃我。”我笑着说：“咱们是同桌，是兄弟，我怎么会放弃你呢？”
那天晚上，我和阿明在县城的路边摊吃米粉，还是五块钱一碗，加两勺酸豆角，嗦得满头大汗。好像又回到了高中时候，那个阳光明媚的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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