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正式对外发布了三星堆遗址多学科研究的最新重大成果，这一系列发现不仅为学界提供了宝贵资料，也引发了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
此次研究重点围绕三星堆祭祀坑的埋藏年代、青铜器铸造技术、金器制作技术以及铜器彩绘工艺等方面展开，旨在全面揭示三星堆遗址的文化内涵和历史价值。
三星堆祭祀坑的年代问题，一直是学术界和社会公众关注的焦点。此次研究通过碳十四年代测定等先进技术，明确将祭祀坑的埋藏年代锁定为商代晚期，这一发现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具体而言，三号、四号、六号、八号祭祀坑的埋藏年代有95.4%的概率处于公元前1201年至公元前1012年之间，这一时间段恰好对应商代晚期。四川大学文科讲席教授李水城指出，通过精选竹子木炭进行年代测定，结果更加精确，将年代定在了公元前1100年左右，即距今约3100年至3200年。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遗址工作站站长冉宏林强调，准确获取祭祀坑的精确年代，是填补空白的重要发现。这一发现不仅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古蜀文明的演进过程，还对理解华夏化进程具有关键作用。
此外，一、二、三、四、七、八号坑中发现的跨坑拼对器物，也为确定祭祀坑的年代关系和性质提供了重要依据，进一步印证了这些祭祀坑为同时期埋藏。
在此次发布的最新研究成果中，“芯骨-条形芯撑”技术首次亮相，引起了广泛关注。那么，这项技术究竟是什么？它在大型青铜器铸造中又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呢？
冉宏林站长解释道，这项技术类似于现代彩灯制作中的内部骨架支撑。以三星堆博物馆展出的三号坑发现的一件带尖帽的小立人像为例，通过CT扫描发现其内部有明显的“芯骨-条形芯撑”痕迹。同样，三星堆发现的多棵神树也明确采用了这种技术。
最新研究发现，三星堆青铜器在商代晚期形成了以分铸为核心，兼用浑铸、锻造的创新铸造技术体系。其中，“芯骨-条形芯撑”技术首次在国内同期遗址中被系统性确认，显示了三星堆人在青铜器铸造方面的独特创造。
四川大学教授霍巍指出，中国夏商周三代的青铜器铸造主要采用模范法，而三星堆人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创新，采用多次分体浇筑最后合体的铸造方式。这种技术直接来源于中原地区最先进的技术，但三星堆人结合本地实际进行了创造，形成了非常有特色的青铜文化。
三星堆遗址所代表的古蜀文明与中原地区文明有着密切联系，这也佐证了古蜀文明是多元一体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除了上述重要发现外，科研人员在三星堆遗址出土金器制作技术、铜器彩绘工艺等方面也取得了重要突破。
研究首次确认，三星堆彩绘青铜器是目前已知中国最早的铜胎漆器之一，主要采用朱砂与大漆进行彩绘。这一独特工艺成为连接三星堆遗址与金沙遗址的明确文化纽带。
对出土黄金的分析表明，相关遗物的黄金用量预计超过2公斤，并已采用先进的“灰吹法”对沙金进行提纯。这一发现显示了古蜀先民在金属加工方面的高超技艺。
此外，研究表明早在商代早期，古蜀先民就已发展出集约化湿地稻作农业。在商代晚期，陶器制作也实现了一定的标准化。这些发现实证了当时三星堆社会的繁荣程度。
针对出土象牙保护的世界性难题，文保团队成功研发出一整套创新技术，使这些珍贵文物得以在常规环境下长久保存与展示。这一成果为文物保护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据封面新闻报道，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三星堆研究院学术院长孙华进行了题为《三星堆遗址的新认识》的报告，深入解读了三星堆城的形成过程以及三星堆遗址两次文化转变背后的深层原因。
孙华提到，学术界已达成共识，三星堆遗址是一处延续时间长、空间范围广的大型遗址，包含了宝墩文化、三星堆文化和十二桥文化三个大的发展时期。这三者之间存在着先后继承发展关系，但又存在着显著差异。
在成都平原的宝墩村文化时期，由于资源争夺，各个社群纷纷在自己的中心聚落周围修筑城墙，形成了城邑林立的现象。随着城邑间争斗的日益激烈，一些城邑和村落开始消失，成都平原逐渐形成了沱江冲积扇和岷江冲积扇两大集团对峙的局面。最终，沱江流域的三星堆集团崛起，一统成都平原和四川盆地。
然而，在三星堆遗址的第三大期之初，发生了许多变化。这些变化使得三星堆城从国家中心都城下降成为普通城邑。孙华推测，在这个过程中曾经发生过争夺都城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三星堆城的部分城垣遭到破坏，城市水系也因此改变。大型建筑区原功能不再，宗教祭祀场所也不复存在。
“种种迹象表明，这场战争似乎是三星堆国家的内部斗争。受到最严重打击的应该是掌管宗教祭祀活动的神权贵族集团。”孙华说道，“战火熄灭以后，留在三星堆城中的人们主要集中在三星堆城的西北小城一带，另有一些人群迁往他处。正由于三星堆部分人群的迁出以及其他一些原因，成都平原和四川盆地十二桥文化的聚落数量迅速增多，社会发展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编辑|段炼 易启江
校对|张益铭
每日经济新闻综合自央视新闻、封面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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