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高岗，许多人并不陌生。当年有‘五马进京，一马当先’的说法，高岗便是那个‘一马当先’的人物。然而，他的政治生涯如流星般短暂，陨落后便鲜少被人提及。
高岗有两任妻子，首任妻子杨芝芳是父母包办的婚姻，第二任妻子李力群则是自由恋爱所结。高岗的六个子女中，有五个是李力群所生，唯有长子高毅出自杨芝芳。
尽管身为高岗之子，高毅的人生轨迹却与父亲并无太多交集。高岗对他最大的影响，或许便是让他在少年时期获得了前往苏联的机会。
在刘志丹等人主导陕北革命时，高毅与母亲杨芝芳在陕西横山的老家险些被地主卖掉。幸得高毅的舅舅及时出手，将母子二人送走。
陕北根据地建立后，母子二人来到瓦窑堡。杨芝芳在此正式投身革命，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成为当地的被服厂厂长。她带领延安的妇女干部一起买布、染色、剪裁，最终将布料送到群众家中制作衣服，部队的大部分服装均由她负责解决。
因此，杨芝芳多次与毛主席、周总理见面。党对她的贡献予以认可，而高毅来到延安后，也被送入小学读书。
1939年，周总理骑马摔伤，不得不前往苏联治疗。陈伯达的儿子、陈昌浩的儿子以及刘氏兄妹，外加高毅与孙维世，一同随周总理赴苏。
抵达苏联后，几人被安排在第二国际儿童院读书。他们经历了卫国战争，但因年龄尚小，并未上战场，而是从事一些后勤工作。
那段日子异常艰苦，苏联的情况并不比中国好多少，食物需要供给，肉蛋奶十分稀缺，几乎天天吃不饱。然而，高毅都坚持了下来。
1947年哈尔滨解放，高毅回到哈尔滨，在哈尔滨工大预科学习。由于长期在苏联生活，他的中文说得不太好，后来也一直如此。他与妻子在家中甚至讲俄语，过着‘苏联式’的生活。
在哈尔滨停留一年后，高毅再次回到苏联读大学。当时，他与其他20名烈士子女及中央领导人子女一同前往苏联。
由于是1948年出发，共21人，因此被中央称为‘4821’计划。这21人在中苏交恶后，都经历了不同程度的挫折。
直到1951年，高毅才在父亲的要求下提前回国，进入哈工大继续学习，准备早日投入国家建设。
在此期间，高毅结识了后来的妻子宋丽达。宋丽达的父亲早年闯关东来到东北，九一八事变后，不愿被日军统治，因向南跑不了，只身向北来到苏联。
他后来加入苏联红军从事情报工作，‘八月风暴’行动后，来到哈尔滨公安局工作，并留在中国。
宋丽达为其父和苏联俄罗斯族妻子所生，有一半的俄罗斯血统。两人结婚后，由于高毅的特殊身份以及宋丽达的家世，他们承受了双倍的挫折。
高毅的母亲杨芝芳在1938年就与丈夫离婚。由于与毛主席、周总理的特殊关系，她的生活一直相对平稳，但对儿子的遭遇也无能为力。
后来，高毅和宋丽达被送到咸阳纺织厂工作，与其相关的很多技术人员都因为他们夫妇成为了工人。
这段生活对于两人而言，反倒是一种心灵上的升华。他们没有什么怨言，认为都是建设祖国，在哪里又有什么区别呢？
工厂里的工人们朴实无华，对高毅夫妇很友善。宋丽达的父亲有苏联情报部门的经历，因此在中苏关系存在裂痕时遭到审查。
这种审查其实是正常的，因为他从事的是日本情报工作。1971年审查结束，他也被恢复了原职。
宋丽达和高毅当时也受到了审查。宋丽达被审查时只说自己当时还是小孩，不知道父亲在搞什么。
那时有工厂的老师傅来扒窗户对她说：‘丽达，你不能寻短见，也告诉高毅，都要挺住，记住我的话，我们支持你！’
宋丽达的母亲当时在苏联，弟弟妹妹也都在苏联。家人来信告诉宋丽达，说在苏联都已经安排好工作了，欢迎她随时回来。
中方的态度也是一样的，去留自愿。但是选择留下，就要接受审查，什么时候查清了什么时候才算完。
然而，高毅的身份特殊，他走不掉，哪里都不能去。宋丽达不肯自己走，一方面放心不下高毅，一方面也放心不下父亲，便回绝了在苏联的家人，留在了国内。
宋丽达的父亲后来查明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宋丽达一样只能留在咸阳，这是高毅的原因，他依然哪里都去不了。
直到1979年，高毅才在中央领导的批示下，回到了北京，并被安排进入市科委电加工研究所工作。
当时，‘4821’的同学们，有的成为了总理，有的成为了部长，有的军衔是上将。以旁人的眼光来看，高毅是‘一生郁郁不得志’，但是高毅却怡然自得，认为健康就好，他早已看开。
晚年退休之后，高毅没有什么爱好，平日里很少出门，电视就是他的命根子。
组织上给他安排的住处不小，院子里还有游泳池，但高毅也不用，一看电视什么都忘了。宋丽达拉着他晚上下楼走走，他也不去，只言道：‘你去就好。’
宋丽达有时生气了，便骂他，他也不说话，笑笑就过去了。
‘4821’中，高毅的一位表哥也跟着一起去了苏联，回来后同样是郁郁不得志。两人退休后，一个七十多，一个八十多，表哥时常还来高毅这里发牢骚，高毅也只是听，不愿意说话。
他自己后来说：‘过去的就要过去，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我们这一批孩子去了苏联，有一个和平宁静的童年，已是知足了！’
‘4821’的同学们一起聚会是高毅最开心的时候，大家都清楚他的为人，不说过去，但是却接受他这个朋友，他次次不醉不归。
他的故事，没有太多人知道。有人来采访他，他也不愿意接受，总是借口自己中文不好，能推掉就推掉。我们今天之所以能知道这些故事，是因为后来宋丽达劝他接受了采访，只是多数时候，也是宋丽达说，他就是干坐着。
他是一个很容易知足的人，从不对生活要求太多，也不会抱怨。比起当年同去莫斯科的刘允斌和孙维世，他又有什么好抱怨的呢？他也总是这样说。
2019年，高毅离开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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