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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财政正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国家‘钱袋子’持续萎缩，财政汲取能力降至历史低点；与此同时，地方政府背负着高达70万亿元的巨额债务，财政支出如同无底洞。这并非简单的资金紧张，而是深层结构性失衡的体现。中国财政的未来究竟何去何从？
财政收入占比持续下滑，钱袋子为何越来越瘪？
财政收入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是衡量国家财政实力的重要标志。然而，近年来这一比重却呈现出持续下滑的趋势。回顾‘十二五’期间，财政收入占比曾一度达到21.4%的峰值，财政状况相对宽裕。但进入‘十四五’的前四年，这一平均值已滑落至16.7%。
财政收入占比下滑的背后，首先是主动政策选择的代价。为了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国家实施了一系列大规模的减税降费政策。
如果说减税是主动‘放水养鱼’，那么经济结构的转型阵痛则更像是被动的釜底抽薪。过去几十年，地方政府高度依赖的‘土地财政’模式，随着房地产市场的深度调整而难以为继。
更令人担忧的是，这种侵蚀是双重的。在整体财政收入‘蛋糕’不断缩小的同时，中央财政在全国财政总收入中的占比也从曾经的55.7%高点回落至46.6%。这意味着，中央进行宏观调控、向困难地区进行转移支付的‘弹药’也在同步减少，与改革所追求的‘事权与财权相匹配’原则背道而驰。
支出黑洞：只出不进的财政困局
当财政收入端承受着巨大压力时，支出的闸门却仿佛被一种‘棘轮效应’卡住，只能向上扩张，难以向下收缩。尤其在地方层面，一个由臃肿体系和不断增长的民生需求共同构成的支出黑洞，正在快速吞噬着本已捉襟见肘的财政资源。
首先是‘人’的成本。全国大约有七八千万的财政供养人员，这个庞大群体的薪酬、福利等相关开支，几乎要消耗掉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35%到40%。
尽管中央层面早已明确要求‘过紧日子’，甚至在2023年推动国家机关精简了5%的编制，但在地方，情况却更为复杂。面对巨大的青年就业压力，一些地方的事业单位招聘非但没有停止，反而仍在继续，这使得控制人员规模的努力大打折扣。
其次是‘债’的循环。接近70万亿元的地方广义债务，绝非一个冰冷的数字。它的形成原因五花八门，有的是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硬性指标，有的是地方主导的招商引资政策返还，还有不少是耗资巨大的‘形象工程’。如今，这些债务的还本付息压力本身，就构成了一项新的、庞大的刚性支出。许多地方政府因此陷入了‘借新还旧’的恶性循环，这不仅挤占了本应用于民生改善和未来发展的宝贵资金，更让财政陷入了恶性循环。
在这之上，还有一条不可动摇的底线——‘三保’，即‘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这三项是地方政府必须履行的核心职责，其支出要求是绝对刚性的。这就出现了一个怪圈：财政收入越是下滑，地方政府为了维持社会稳定，在‘三保’上的投入反而可能不减反增，这使得财政几乎丧失了任何弹性。
最后是效率的疑问。我们往往聚焦于收支数字的增减，却忽略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钱花得值不值？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也就是经济学上所说的‘财政乘数’，仍有巨大的提升空间。如果投入的资金无法有效拉动经济、改善民生，那么一味地在收入端想办法，而不去审视支出端的效率问题，无异于缘木求鱼，最终只会让这个支出黑洞越来越大。
开源：动谁的奶酪？
面对日益严峻的收支矛盾，如何‘开源’成了摆在桌面上的核心议题。但这绝非简单的加税，而是一场需要高超智慧与决心的改革博弈，每一种方案都牵动着不同群体的利益，考验着决策者的权衡能力。
一个直接的思路是调整税制。前财长楼继伟就曾建议，可以将13%的增值税基准税率，回调至1994年税改时的17%。虽然此举无疑能快速充实国库，但增值税作为一种流转税，其最终的负担很可能通过商品价格转嫁到普通消费者身上。在当前消费略显疲软的背景下，这无异于给本就不旺的市场需求泼上一盆冷水。
相比于这种‘一刀切’式的加税，一些专家提出了更具结构性的方案。比如，彻底清理各地为了招商引资而出台的、五花八门的税收优惠政策。此外，还可以考虑对那些在经济下行周期中反而获益的部门，例如部分国有企业和金融机构，以及对超高收入群体，进行更大力度的征税，这既能实现增收，又能促进社会公平。
当然，这条路也非一帆风顺。一个突出的矛盾是，有能力上缴高额利润的大多是央企和少数省属国企，而财政困难最严重的县区一级，其所属国企普遍存在效益差、负债重的问题，指望它们做出贡献并不现实。
此外，有学者如王振宇提出，过去在一些公共服务领域推行的‘零收费’或‘免费’政策存在‘矫枉过正’的问题，应当重新建立合理的价格形成机制。但这同样需要极其审慎，必须在增加财政收入和避免加重民生负担之间，找到一个微妙的平衡点。
节流：从何处下刀？
在‘开源’之外，‘节流’是硬币的另一面。但这绝不应仅仅停留在压缩会议、差旅等一般性支出的‘过紧日子’口号上，而必须深入到政府治理的骨髓，进行一场深刻的自我革命。
最核心的，无疑是推动政府职能的转变，并在此基础上严控财政供养人员的规模。
其次，要从根本上遏制地方债务的无序膨胀，就必须重塑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长期以来，地方政府承担了大量的支出责任，却没有与之相对应的稳定财源，这迫使它们不得不走上举债发展的道路。因此，有建议提出，应当适度调整中央与地方的税收分配比例，将更多稳定的税源留在地方，让地方政府有钱办事，这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
结语
归根结底，中国当前面临的财政挑战，其根源在于收入体系与支出结构之间深层次的失衡。无论是简单的增税，还是粗暴的减支，都无法单独破解这个难题。它的核心，在于构建一个更加公平、高效的收入体系，特别是要敢于挖掘国有资本这座沉睡的金矿。唯有如此，才能为财政建立一个可持续的根基，从而有足够的能力去应对人口老龄化等一系列长期挑战，为国家未来的发展提供坚实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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