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手上沾满革命志士鲜血的叛徒,一个靠出卖同志换来了安稳晚年,活到74岁病逝;另一个以迫害同胞为“功”,寿至97岁才闭眼。这样的结局,至今让人如鲠在喉。他们欠下的血债罄竹难书,为何偏偏能逃过清算?这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历史真相?
蔡孝乾的人生,曾充满荣光。他是唯一走完长征的台湾省籍干部,在苏区编过《红色中华》,还将客家山歌改成革命歌曲,深受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器重。1946年7月,他带着重建台湾地下党的使命回到台北,短短三年就发展了近两千名党员,能动员五万群众配合解放军登陆,工作做得有声有色。然而,这份重任却没能抵挡住灯红酒绿的诱惑,他很快走上了背叛的道路。
蔡孝乾开始与地主资本家称兄道弟,甚至炫耀自己的真实身份,将地下工作的规矩抛诸脑后。组织给的活动经费不够挥霍,他就侵吞了一万多美元公款,购买轿车和镶钻金表,出门必穿烫得笔挺的西装,顿顿要吃牛排燕窝,声称“这才像人过的日子”。更令人发指的是,妻子病故后,他连哄带骗霸占了14岁的小姨子马雯娟,天天带着她吃喝玩乐。最致命的是,他将党员名单随意记在小本子上,连“吴次长”这样的关键代号都赫然在目。
1950年1月29日,谷正文带着特务在台北泉州街26号蹲守三个月后,终于抓住了化名为“老郑”的蔡孝乾。然而,蔡孝乾趁特务不备逃了出去,躲到嘉义后又耐不住清苦,忍不住进城吃西餐,刚走进餐馆就被特务认了出来。面对特务“死或吃西餐”的选择,他咽着唾沫要求先吃饭,酒足饭饱后当场叛变,还提了个荒唐要求:“把马雯娟接来监狱跟我住,我就全交代”。
蔡孝乾的供词成了地下党的催命符。小本子上的“吴次长”直接指向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中将——我党潜伏在国民党内部的最高级别干部。谷正文拿着蔡孝乾供出的调拨单冲进空军司令部,当场逮捕吴石,用尽酷刑把他折磨得左眼失明,可吴石始终坚称“我是中国人,问心无愧”。1950年6月10日,吴石、朱枫等四人在台北马场町刑场英勇就义。靠着蔡孝乾提供的名单,国民党半年内抓了1800多人,1100多人被公开处决,台湾地下组织被连根拔起。
国民党没有清算蔡孝乾,根本是因为他“有用”。最初要靠他的情报肃清残余力量,后来又逼他写《我的自白》,把叛变包装成“迷途知返”,还让他编写《台湾共党叛乱史》,当成反共教材发到学校和机关。他挂名在情报局领津贴,虽然被监视,却也因此避开了潜在的报复。1982年他病死时,子女早就被迫改姓,墓碑不敢刻真名,骨灰被草草埋在公墓角落,只有个陌生人偶尔来送点吃的。
谷正文的双手比蔡孝乾更血腥,叛变的底色从一开始就是投机。1931年他加入中共,1935年被捕后立刻叛变投了军统,1940年又投靠日伪当汉奸,手上早沾满了抗日志士的血。抗战胜利后,他改名叫谷正文,靠着戴笠“才堪大用”的评价,又混进国民党军统,成了毛人凤的心腹。
1949年到台湾后,谷正文更是成了“活阎王”。1952年,他编造“鹿窟有武装”的谎言,在新北石碇山区逮捕896人,酷刑逼供后枪决35人,百余人被判重刑,这就是震惊台湾的鹿窟事件。1955年,他策划克什米尔公主号爆炸案,花50万港币收买机场清洁工周驹放炸弹,还特意让周驹的父亲保管酬劳以防他临阵退缩。最终11名代表团成员丧生,只因周恩来临时改去仰光才逃过一劫。他还破坏过华北情报网,制造何思源住宅爆炸案,造成1死5伤的惨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