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日报记者 陈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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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子女逐渐成为流动儿童中的一个重要且特征鲜明的新群体。《中国流动儿童教育蓝皮书(2023~2024)》指出，相较于传统“留守儿童”，这些随迁子女面临着“在场性缺席”及社会保障难以落实等问题。专家呼吁，应进一步打破户籍壁垒，加强流动儿童情况的监测与摸排，提升公共服务的针对性；同时，企业也应将选择性福利升级为标准配置，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从“留守”到“流动”：家庭选择的新趋势
“我小时候体验过‘留守儿童’的滋味，现在就算再辛苦，也想把孩子带在身边，看着他们长大。”11月1日晚，结束了一天忙碌工作的95后外卖骑手金路辉回到家中，正陪着一双儿女做游戏，享受着每天最温馨的家庭时光。
如今，越来越多的外出务工者像金路辉一样，选择带着孩子一起“流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最新出版的《中国流动儿童教育蓝皮书(2023~2024)》显示，以外卖骑手为例，在有未成年子女的骑手中，有31%的骑手与子女一同居住在户籍地以外的区域。
金路辉是河南周口人，5年前一家人来到福建泉州生活。他儿时曾是“留守儿童”，在周口农村跟着外公外婆长大，父母则辗转广东、浙江、福建等多地务工。成为父亲后，他决定不让孩子的童年留下遗憾。泉州这座城市给了他们很多惊喜：“跟老家比起来，泉州更加开放和丰富。”金路辉说，5岁的女儿正上幼儿园大班，班里经常组织去科技馆、博物馆参观，女儿每次回来都很兴奋。
出于同样的考虑，外卖员梁军夫妻也选择带孩子一起离开农村。梁军今年34岁，在北京朝阳区送外卖，其爱人在一家商场做导购，他们7岁的儿子在北京上小学。为了照顾孙子，梁军的父母也来到北京，在夫妻俩租住的小区做保洁。这种代际之间的分工，成为不少“流动家庭”的共同选择。
数据显示，我国2020年流动儿童的人数已达7109万，占儿童人口的近四分之一。而在20年前，这个数字只有1982万。西南大学法学院教授杨复卫认为，这背后反映了社会结构的深刻变迁：“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一系列新业态的兴起为家庭式迁移提供了更好的经济基础。新一代城市建设者不仅追求自身的发展机会，更希望通过子女随迁实现代际发展的延续。”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也观察到，在我国城市化的进程中，“留守儿童”的比例在降低，而流动儿童的比重日益增加。此外，一些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虽然无法将孩子带在身边，但会在寒暑假将其接到务工的城市，这些儿童也就介于“留守”与“流动”之间。
随迁子女面临的新挑战
尽管儿子就在身边，但梁军仍然觉得给他的陪伴远远不够。他告诉记者，北京的生活压力不小，为了多赚钱，自己每天10点开工，晚上8点多回家，儿子已经睡眼蒙眬。此外，他和爱人每周末只休息半天左右，孩子仍然要交给父母带。
对“流动家庭”来说，子女的教育问题也需要提前考虑。梁军透露，在朝阳区，只需提供父母双方的结婚证、居住证，以及缴纳社保满6个月的证明，外地户籍的儿童便能上小学。然而，按照现行政策，非京籍孩子在中高考时将面临一些限制。因此，梁军对未来有一些担忧：“儿子很喜欢北京，如果回老家读中学，他可能不适应。”
教育、医保、照料……网约车司机赵女士也告诉记者，随迁子女面前的“大石头”着实不少。赵女士来自辽宁鞍山，和丈夫一起在北方某城市开网约车。他们的女儿今年9岁，在老家由外公外婆照看。夫妻俩很想让女儿随迁，可升学的“远忧”和生活的“近忧”让他们下不了决心：“孩子放学早，我们正在接单高峰，接送和辅导作业都是问题。”因此只能利用寒暑假把女儿接到身边。
“与传统农民工子女相比，当新就业群体子女开始成为‘流动儿童’，他们还面临着一些由父母职业特性衍生出的新挑战。”杨复卫举例称，这些劳动者的工作时间碎片化、不规律，无法持续、有效地履行监护职责，这就演变为一种更为隐蔽的“在场性缺席”；新就业群体与平台之间法律关系模糊，导致其社会保险参保率普遍偏低，这种保障的脆弱性会直接传导至子女身上，例如在流入地就医面临报销程序复杂、比例偏低等难题。
多维度为“流动家庭”提供支持
受访专家认为，为“流动家庭”创造稳定、可持续的发展环境，让随迁子女在城市找到自己的天空，不仅关乎小家的幸福，也是衡量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尺。
在公共服务层面，王天玉认为，要实现人口的自由流动，未来应进一步打破户籍壁垒，推动基本公共服务与户籍身份彻底脱钩。此外，有关方面还应对流动家庭的情况做好宏观监测和摸排，不断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和针对性。杨复卫表示，可建立“钱随人走”的公共服务转移支付机制，由中央财政根据各地实际吸纳的流动儿童数量进行专项补助，缓解流入地政府的财政压力。
从微观举措来说，杨复卫建议政府部门从多维度发力，让“流动儿童”共享发展成果。例如，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围绕“流动儿童教育保障”开展立法工作；将“家庭友好度”等指标纳入平台企业信用评价体系或算法伦理审查范围；推动社区开设托管班、共享厨房等普惠项目，构建“流动儿童”心理健康服务体系，为新业态家庭提供就近支持等。
在杨复卫看来，劳动者是平台经济蓬勃发展的基石。他建议企业将针对员工子女的大病保险、教育基金等支持措施，从可选择性的福利提升为标准配置。
记者注意到，帮助“流动儿童”融入城市，已有一些平台在行动。例如，美团在全国19个城市累计建立35个“美团袋鼠宝贝之家”，在课后和周末时间里，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子女提供社区融入、同伴交往、课业辅导、兴趣课堂等各种教育支持服务。
“唯有政府、工会、社区、企业等主体同向而行，将保障‘流动儿童’权益作为社会治理的新发力点，把散落在各地各领域的帮扶措施进一步整合，使其系统化、制度化，方能让随迁子女更好融入城市。”王天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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