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都没有了，还要官府干什么？
8月份出台的《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已进入实质性落地阶段。这场涉及行政区划的深度调整，在富可敌国的广东省率先拉开序幕——广东启动镇街合并改革，标准直指「街道面积较小、户籍人口较少且存在人户分离现象」的核心指标。
政策导向明确指向两个关键数据：户籍人口与常住人口数量。相较于副省级城市扩容的复杂操作，撤并做减法成为更具可行性的路径。尤其当中央赋予政策尚方宝剑后，缩减行政成本的目标得以加速推进。
文件明确要求「提高中小城市和县城承载能力」，这直接冲击乡镇行政体系。数据显示，2010-2020年间全国近1500个城市常住人口减少，其中1240个为县和县级市。撤并乡镇、充实县城的改革逻辑已清晰可见。
改革浪潮中，地级市成为重点调整对象。作为省级政府派出机构，这类夹在省会与县城之间的行政层级，正面临釜底抽薪式的变革。文件强调「推动中小城市结合常住人口变动趋势，动态优化基础设施布局」，明确要求「按程序稳慎优化行政区划设置」。
人口流失成为区划调整的催化剂。天水、柳州等建轨道交通的城市因人口流失被叫停项目，东北地区更早开启逆城市化进程：2019年伊春市一次性撤销15个市辖区，设立4县4区；同年齐齐哈尔市多个街道撤销复设为镇，典型呈现因人口流失导致的农业化回归。
当人口持续外流，部分地区官府功能逐渐异化为「养官机构」。陕西佛坪县这个仅有9辆出租车的城市，其行政体系运转高度依赖转移支付。2021年白银马拉松事件后，笔者曾指出人口收缩地区需提前规划，结果遭遇持续举报。这种对抗终难阻挡历史进程，东北的改革实践已给出明确答案。
建设部原副部长仇保兴在《国家治理》发文指出，需探索「公务人员与常住人口比例式削减」的改革路径，将财政资源向民生保障倾斜。这实质是鼓励市场力量主导资源配置——当人口自由流动时，行政体系的存废自然由市场选择决定。
人口集聚趋势已然明确。长三角、珠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凭借完整产业链，正成为人口集聚核心区。相较之下，东北若能将人口撤出后的黑土地转化为现代农业基地，未尝不是国家之福。那些对抗撤并的老干部，终将成为历史进程中的短暂注脚。
改革阵痛不可避免，但市场规律不可逆。恢复迁徙自由、放开人口流动限制，让行政体系真正服务于人，或许才是破解困局的关键。当羊群迁徙时，狼群若不能随之进化，终将被自然选择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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