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1月22日，淮海战役的硝烟弥漫在碾庄圩上空。国民党第七兵团司令黄百韬，在司令部掩蔽部内低头擦拭着那把黄铜柄手枪——这把枪，是他从国民党陆军大学毕业时，老长官顾祝同亲手相赠的礼物，承载着忠义与勇气的期许。
随着掩蔽部外枪炮声的逼近，偶尔有炮弹落在附近，震得顶部泥土簌簌而下。但黄百韬仿佛置身事外，直到参谋官冲进来报告东门阵地被突破，残部正在溃退时，他才缓缓抬起头，眼神中只有近乎麻木的平静：“知道了。”
他的声音沙哑得像被砂纸磨过，随即起身走到地图前，用红铅笔在碾庄圩画了个圈，命令六十四军派个营去增援东门，并警告军长刘镇湘：“再丢阵地，军法处置。”随后，他又急匆匆地补充道：“把兵团部所有非战斗人员编入战斗序列，包括炊事员和通信兵，现在每一个人都得拿枪。”
这是黄百韬在碾庄圩的最后时光，也是第七兵团在淮海战役中被全歼的序曲。作为杂牌出身的将领，他靠着死磕的毅力在国军内部站稳脚跟，却最终走向了兵败身死的结局。
从杂牌将领到救火队长
黄百韬，广东梅县人，原名黄新，后因过继给同族叔父而改名。与出身黄埔军校或拥有地方军阀背景的众多国军将领不同，黄百韬没有显赫的派系靠山，起点只是北洋军阀李纯部队里的普通参谋。
1925年，国民革命军北伐，黄百韬所在的部队被编入第二军。他凭借出色的参谋能力，从基层军官逐渐晋升为团附、营长。然而，在“黄埔系”主导国军高层的时代，非黄埔出身的将领很难得到重用。即便黄百韬作战勇猛、善于谋划，也始终在中下级军官的位置上徘徊。
直到十年后，他才调入国军参谋本部担任科长，但任务不过是制定军事计划，并非一线指挥。抗日战争的爆发，为黄百韬提供了施展才华的舞台。他在第三战区担任参谋长、师长，参与了淞沪会战、浙赣会战等多场硬仗，并与战区司令顾祝同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1944年，黄百韬在浙江阻击日军时，亲自带队与日军展开白刃战，身负重伤仍坚持指挥。抗战胜利后，他不仅被授予青天白日勋章，还被任命为整编二十五师师长。这支原本由川军改编而来、装备落后、士气低落的部队，在黄百韬的带领下，迅速更新为美式制式装备，战斗力大幅提升。
1946年，整编二十五师在苏北与野战军作战，多次击退野战军的进攻，成为国军在华东战场的主力部队。此后，在孟良崮战役中，当整编七十四师被华野包围时，黄百韬率部拼死冲锋，一度打到了距离孟良崮仅5公里的地方，虽未能突破阻击阵地，但因全力增援受到嘉奖，并升任为第七兵团司令。
第七兵团下辖整编二十五师、整编四十四师、整编六十三师、整编六十四师，总兵力约12万人，看似兵力雄厚，实则是拼凑起来的杂牌军。各部队之间互不统属，派系矛盾严重，黄百韬虽为兵团司令，却很难掌控所有部队。
淮海战前的误判
1948年9月，济南战役结束，国军失去了在山东的战略据点，华野和中野形成了对徐州的合围。此时，国军在徐州地区部署了四个主力兵团：邱清泉的第二兵团、黄百韬的第七兵团、李弥的第十三兵团以及孙元良的第十六兵团，总兵力约50万人，由徐州“剿总”司令刘峙统一指挥。
然而，在济南战役后，蒋介石召开军事会议讨论徐州的防御时，众人的意见极为不统一。有人认为应固守徐州，依托工事和解放军决战；也有人认为应放弃徐州，退守淮河，依托淮河的天险阻挡野战军南下。事实上，黄百韬是支持第二种意见的，但他的建议并未被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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