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九三阅兵时，整齐划一的方队和国之重器经过天安门，每个中国人都会感到由衷的自豪。然而，有一个问题或许值得思考：为何新中国会将首都定在北京？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关于首都选址的争议异常激烈。古人早已提出北平“不适合当都城”的观点，而毛主席也曾为此犹豫数月，最终，一位名叫王稼祥的智者，用一番深入的分析打消了所有顾虑。
古人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明朝地理军事大家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直言，北京“肩背单寒”，即北平北面缺乏天然屏障，如同光着肩膀站在风口。
这一担忧在历史上屡有应验。明朝正统十四年，土木堡之变中明英宗被瓦剌俘虏，瓦剌大军随即兵临北平城下。若非于谦力守德胜门，北平或许早已沦陷。
到了明末，清军入关时多尔衮率八旗骑兵从山海关长驱直入，崇祯皇帝走投无路，最终在煤山自缢。这些历史教训，使得定都北平的决定更加谨慎。
毛主席深知这些历史教训，他并非不愿定都北平，而是担心北方敌人来袭时，防线难以坚守。
早在抗战胜利后，党中央就开始考虑首都选址问题。当时有人提议，若能和谈成功，中央可南下长江沿线，以便在紧急情况下撤退。
1946年，周总理提出更具体的建议：先去承德中转。承德靠近东北，当时东北刚解放，工业基础较好，哈尔滨甚至被称为“东方小莫斯科”，铁路、电厂等设施完备，还提前盖好了办公楼等待中央搬迁。然而，国民党撕毁双十协定，内战爆发，中央无法远迁。
1947年夏天，解放军挺进大别山，国统区战线被拉长。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搬到西柏坡后，有人提议武汉作为首都。武汉地处长江、汉江交汇处，工业门类齐全，气候宜人。
但武汉的问题也不少。东南沿海尚未肃清，美国第七舰队常在长江口游弋，一旦封锁，武汉将成为孤城。毛主席翻着武汉地图，最终仍未点头。
1948年11月，辽沈战役结束，华北局势骤变。傅作义部队在北平城外被围，最终选择和平起义。北平未动一枪一炮便解放，城墙、马路完好无损，清华、北大等大学得以继续上课，节省了大量重建费用。
聂荣臻进城那天，握着毛主席的电报对身边人说：“首都就放这儿吧，啥都现成的。”他的话不无道理。北平作为几百年都城，文化底蕴深厚，原有总统府、国会大厦等建筑可作办公用地，国际上也认可这个“古都”的名号。
然而，毛主席仍心存顾虑。顾祖禹“北敌近在肘腋”的警告始终萦绕耳畔。北边虽已解放，但东北刚经历战乱，百废待兴。万一有风吹草动，北平的安全如何保障？
这时，王稼祥前来拜访毛主席。他没有空谈“北平肯定行”，而是逐一拆解毛主席的顾虑，给出实在的解决方案。
他首先指出，新中国刚成立时最缺的是钢铁、机床、粮食等“硬家伙”，且大部分需从苏联进口。从满洲里运物资，走西伯利亚铁路到沈阳，再换中国火车，一天即可抵达北平。
若运到武汉，则需先从沈阳装船走渤海、黄海，再转长江，绕行七百多公里，沿途还需加固桥梁。若美国军舰拦截，根本无法进入。列宁当年将苏维埃政府设在莫斯科，并非因其繁华，而是因其离东欧工业基地近，物资运输快。如今北平就是中国的莫斯科。
王稼祥还表示，东北已全解放，外蒙古是友邻。可在胶东半岛和辽东半岛建海空防线，将渤海湾变成内海，如此一来，北平后方便稳如泰山。
至于财政问题，若定都武汉，需新建防空洞、扩宽机场、重修政务区，花费巨大。而北平只需修修补补，如将原总统府改为国务院，国会大厦改为人民大会堂，成本低得多。
毛主席反复思索后，心中的疙瘩逐渐解开。王稼祥并非让他“选北平”，而是让他“放心选北平”。
至于古人说的“北方无险”，新中国用实际行动打破了这一担忧。1950年春天，空军在河北张家口、辽宁沈阳建了三座雷达站，可监视北边几百公里内的天空。铁道兵团用三个月时间，将京哈、京绥铁路的铁轨全部更换，并加固了桥梁。
后来又修了京承高速，将北京与承德的距离缩短了一半。如今北京周边有燕山山脉阻挡，南边是华北平原，东边是渤海，西边是太行山，再加上统一的国防体系，任何危险都能防得住。
其实当年选首都，并非只有北京可选。哈尔滨工业强，武汉交通方便，西安历史悠久，南京有民国基础。但综合考量后，北京最“合适”。它有历史基础，有现实条件，有未来规划。
就像天安门广场上的国旗，每天迎着太阳升起，背后是当年的深思熟虑。古人说的弊端是真的，但时代变了。以前是冷兵器时代，现在是火车、雷达、统一的国家。
以前怕北方敌人，现在我们有实力守好每一寸土地。北京能成为首都，不是某个人的决定，而是新中国将历史、现在、未来融为一体的结果。
今天我们站在天安门广场上，看着国旗升起，其实是在看当年那些人的选择。他们没选“最好看的”，没选“最容易的”，而是选了“最踏实的”“最能长远的”。
这就是新中国定都北京的故事，没有花里胡哨的词，全是实实在在的考量，全是往前看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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