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用期3个月，工资8000元/月，转正后能达到1.5万元/月，但需先协助公司从零搭建人力资源体系制度，通过考核才能转正。”2025年3月，杭州的刘敏芝在裸辞半年多后，对一份新工作机会倍感珍惜。她回忆道：“公司从10多人扩员到50多人，管理混乱，HR兼行政直接离职，急需有经验的人力资源从业者。”
面对这家制度缺失的公司，刘敏芝认为这是发挥能力的机会，便签署了试用期协议。入职首月，她全身心投入职级薪酬体系构建，设计出双轨模式和销售岗阶梯式提成方案，其制定的《职级薪酬手册》获得领导高度评价。3个月内，她加班加点完成18份文件，包括《考勤管理制度》《试用期跟踪表》《员工手册》等，甚至因工作繁忙，一日三餐仅靠便利店饭团充饥。
然而，转正期将至时，领导却以“初创公司不需要复杂人力体系”“未达公司标准”为由拒绝转正，并称“协议中注明试用期方案归公司所有”。被迫离职后，刘敏芝发现部分文件仍在被执行，她愤怒地表示：“这三个月薪资远低于行业水平，劳动成果被窃取。”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规定，试用期旨在构建企业与劳动者的“双向适配缓冲机制”，降低劳动关系不确定性。但《锋面》记者调查发现，类似刘敏芝的遭遇并非个例。合同签订不规范、薪资打折、合同终止随意性高等问题，使试用期成为侵害劳动者权益的“灰色地带”。
“试用期”被滥用：变种形式层出不穷
《劳动合同法》对试用期有明确规定，包括时长、计入合同期限、工资社保待遇及合法辞退条件等。然而，一些企业利用“试岗期”“新岗位考察”“适应期”“见习期”等说辞，模糊法律边界。
广州平面设计师刘伟达就遭遇了“白嫖”。2025年9月，他在应聘一家网络公司设计岗时，被要求先通过10天“试岗期”。3天内，他设计出3版LOGO初稿和3张宣传海报，其中一个LOGO被用于公司主视觉页面。正当他以为能顺利入职时，却被告知“试岗期未通过”。愤怒之下，他收集录音、聊天记录和工作记录等证据，准备提起劳动仲裁。
北京执业律师杨鑫指出，法律上并无“试岗期”概念，只要劳动者提供劳动，即与企业建立劳动关系，企业必须支付报酬。但现实中，许多劳动者因租房、异地求职等“沉没成本”被迫接受不平等条款，且因未签合同、无考勤记录等，仲裁时举证困难。
法院判例中，试用期违法“变种”屡见不鲜：某科技公司员工转正后被调入其他部门，公司要求新增试用期以降低用工成本；某公司在试用期内排除员工参与绩效奖金分配资格；某教培公司招聘时未明确考核标准，辞退时以“主观评价”为依据……这些行为均被判违法。
杨鑫表示：“一些初创公司和小规模企业因法律意识淡薄易违法，另一些则利用法律执行漏洞知法犯法。”
企业为何盯上“试用期”？
北京某教培机构HRBP张存认为，企业之所以在试用期上动脑筋，主要有三方面原因：省钱、程序漏洞和市场环境。
“即使支付试用期工资，企业也会通过打折、剥离福利等方式降低成本。对于人员流动高的行业，这种‘廉价模式’能显著节省人力成本。”张存举例称，若公司违规赔偿员工1万元，但通过“无福利、无绩效”等方式3个月内省出1万元，相当于“白嫖”劳动力，对企业而言稳赚不赔。
“此外，《劳动合同法》对正式员工辞退限制严格，需证明员工‘不胜任工作且经调岗或培训后仍无法胜任’，而试用期辞退仅需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张存说，宽松的辞退条件给了企业“钻空子”的机会，故意不设置书面考核程序，辞退时用“主观评价”兜底，既省去经济补偿，又免去举证麻烦。
刘伟达认为，劳动者在职场中的弱势地位也是企业敢在试用期“做文章”的原因。“试岗前，我以为‘试岗期’和‘试用期’一样，对方称这是行业惯例。”刘敏芝则面临另一困境：她此前在杭州拱墅区工作生活，但应聘的公司位于滨江区，两地相距20多公里。为通勤方便，她特意在公司附近租房并购置家具家电，这些投入让她在试用期时“从未想过中途离开”。
另一方面，劳动监察部门“不告不查”，企业不会主动公示试用期文件，劳动者若不投诉，监管难以发现。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霆指出，劳动力市场供需失衡是试用乱象的根本原因。他表示：“劳动者议价能力弱，在激烈竞争的就业环境下，往往被迫接受不平等条款。”
让“试用期”回归本质：减少花样与套路
针对试用期乱象，专家学者提出多项改进建议。北京京益律师事务所律师彭飞建议，企业制定录用条件时应根据岗位需求逐一列出，尽量量化、增强操作性，并需员工确认才生效。
华东政法大学李凌云教授表示，应通过司法解释或部门规章明令禁止“试岗期”等概念滥用。
王霆教授则聚焦提高企业违法成本，建议建立全国统一的劳动雇佣失信名单，对多次实施“无薪试岗”“违法辞退”“试用期不缴社保”的企业实施罚款、限制招投标、公开曝光等联合惩戒，让违法成本远超收益。
求职者也有自己的见解。刘伟达在劳动仲裁过程中因结案周期长（60日）付出更多时间和精力，他建议对小额争议实施“一次仲裁即终局”模式，节省求职者时间。关于“试用期”概念的宣传教育，刘伟达认为需加强：“大部分劳动者初入社会不懂求职套路，若能在学校、工会、社区开展法律科普，告诉求职者什么是违法行为、如何收集保留证据，就能避免栽跟头才懂法的情况。”
张存认为，应由行业头部企业牵头成立劳动法合规组织或协会，成员间共享考核标准和用工模式，对守法合规企业设立内部奖励机制，避免合规企业因成本高昂失去竞争力。
刘敏芝回顾求职经历时表示：“劳动者应提高法律素养，就业竞争越激烈，越要保持清醒。希望像我这样‘被白嫖’的人越来越少。”(于天昊)
(应受访者要求，张存为化名)
监制：李绍飞
编辑：杨瑞
审校：天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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