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用期3个月，工资8000元/月，转正后薪资可达1.5万元/月，但需协助公司从零搭建人力资源体系，通过考核才能转正。”2025年3月，在杭州工作的刘敏芝在裸辞半年多后，面对新工作机会倍感珍惜。她回忆道：“公司HR告诉我，团队从10多人扩至50多人，管理混乱，急需有经验的人力资源从业者。”
从职级薪资框架到招聘流程，这家公司均未形成制度。刘敏芝认为这是发挥能力的契机，遂签署了试用期协议。入职首月，她全身心投入职级薪酬体系设计，推出双轨模式及销售岗阶梯式提成方案，其制定的《职级薪酬手册》获领导高度认可。
三个月内，刘敏芝加班加点，为公司制定了包括《考勤管理制度》《试用期跟踪表》《员工手册》在内的18份文件。“最忙时，一日三餐全靠便利店饭团解决。”然而，转正前夕，领导却以“初创公司不需要复杂体系”“未达标准”为由拒绝转正，并称“协议注明方案归公司所有”。
离职后，刘敏芝得知自己制定的部分文件仍在被执行，而她仅拿到远低于行业水平的薪资。“感觉劳动成果被窃取。”她愤慨道。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规定，试用期旨在构建企业与劳动者的“双向适配缓冲机制”，降低劳动关系不确定性。然而，《锋面》记者调查发现，类似刘敏芝的遭遇并不鲜见。合同不规范、薪资打折、随意终止合同等问题，使试用期沦为侵害劳动者权益的“灰色地带”。
“试用期”被滥用现象频发
《劳动合同法》对试用期有明确规定，包括时长、合同期限计算、工资社保待遇及企业合法辞退条件等。但现实中，部分企业以“试岗期”“新岗位考察”“适应期”“见习期”等名义，模糊试用期法律边界。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节选 图源：国家法律法规数据库
广州平面设计师刘伟达便遭遇“白嫖”。2025年9月，他应聘一家网络公司设计岗时，被要求先通过10天“试岗期”。三天内，他完成3版LOGO初稿及3张宣传海报，其中一版LOGO被用于公司主视觉页面。正当他以为入职在即时，却被告知“试岗期未通过”。刘伟达意识到自己可能被“白嫖”，遂收集录音、聊天记录等证据准备劳动仲裁。
北京执业律师杨鑫指出，法律上并无“试岗期”概念，劳动者提供劳动即与企业建立劳动关系，企业必须支付报酬。“但现实中，许多劳动者因租房、异地求职等‘沉没成本’被迫接受不平等条款，且因未签合同、无考勤记录等，仲裁举证困难。”杨鑫说。
法院判例显示，试用期违法“变种”屡见不鲜：某科技公司员工转正后被调岗并要求新增试用期；某公司排除试用期员工参与绩效奖金分配；某教培公司未明确考核标准，以“主观评价”辞退员工……这些行为均被判违法。
“初创公司、小规模企业因法律意识淡薄易违法，部分企业则利用法律执行漏洞知法犯法。”杨鑫分析道。
企业为何盯上“试用期”？
北京某教培机构HRBP张存认为，企业滥用试用期主要有三方面原因：省钱、程序漏洞、市场环境。“即使支付试用期工资，企业也常通过打折、剥离福利降低成本。对于人员流动高的行业，这种‘廉价模式’能显著节省人力成本。”张存举例称，企业违规赔偿员工1万元的成本，可能通过三个月“无福利、无绩效”节省出来，相当于“白嫖”劳动力。
“此外，劳动合同法对正式员工辞退限制严格，需举证‘不胜任工作且经调岗或培训后仍无法胜任’，而试用期辞退仅需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张存说。宽松的辞退条件为企业“钻空子”提供机会，部分企业故意不设置书面考核程序，辞退时以“主观评价”兜底，既省去经济补偿，又免去举证麻烦。
刘伟达认为，劳动者职场弱势地位也是企业滥用试用期的原因之一。“对方告诉我‘试岗期’是行业惯例，我误以为与试用期相同。”刘敏芝则面临另一困境：为通勤方便，她在公司附近租房并购置家具家电，这些投入让她在试用期“从未想过中途离开”。
劳动监察部门“不告不查”的现状，也使企业违法行为难以被及时发现。企业不主动公示试用期文件，劳动者若不投诉，监管往往滞后。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霆指出，劳动力市场供需失衡是试用乱象的根本原因。“劳动者议价能力弱，在激烈竞争下被迫接受不平等条款。”
让“试用期”回归本意
针对试用期乱象，专家学者提出多项改进建议。北京京益律师事务所律师彭飞建议，企业制定录用条件时应根据岗位需求逐一列出，尽量量化、增强操作性，并需员工确认方能生效。
华东政法大学李凌云教授认为，应通过司法解释或部门规章明令禁止“试岗期”等概念滥用。
王霆教授则主张提高企业违法成本，建议建立全国统一的劳动雇佣失信名单，对多次实施“无薪试岗”“违法辞退”“试用期不缴社保”的企业实施罚款、限制招投标、公开曝光等联合惩戒，使违法成本远超收益。
求职者也有自己的见解。刘伟达在劳动仲裁中因结案周期长而耗费大量精力，他建议对小额争议实施“一次仲裁即终局”模式，节省求职者时间。他还呼吁加强“试用期”概念宣传教育，“大部分劳动者初入社会不懂求职套路，若能在学校、工会、社区开展法律科普，告知违法行为及证据收集方法，可避免更多人‘栽跟头’。”
张存认为，行业头部企业应牵头成立劳动法合规组织或协会，共享考核标准及用工模式，对守法企业设立奖励机制，避免合规企业因成本高昂失去竞争力。
刘敏芝回顾求职经历时表示，劳动者应提高法律素养，“就业竞争越激烈，越要保持清醒。希望‘被白嫖’的人越来越少。”(于天昊)
(应受访者要求，张存为化名)
监制：李绍飞
编辑：杨瑞
审校：天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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