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元年（1862年）十二月十七日，距离农历新年不过三天时间，但被关在死牢的前两江总督何桂清注定等不的了，因为这一天是他的行刑日。
位高权重的封疆大吏要在菜市口斩首弃市，对于京城百姓而言，是百年也遇到的不见的事情，一经爆料，就轰动了京城。
到了十二月十七日，整个菜市口的法场人头攒动，水泄不通，纷纷等着何桂清到来。
此刻的何桂清身着一身囚服，插着草标，垂头丧气，哪里还有两江总督时期的半分官威？完全就是一副行尸走肉的样子。
午时三刻，监斩官公布其罪状后下令行刑。
在为官人群的阵阵惊叹中，何桂清人头落地，而他也成为大清开国以来，第一位在菜市口斩杀的封疆大吏。
何桂清的罪名是弃城而逃，根据《大清律》，弃城而逃者将处以极刑。
按律例，何桂清当然是死有无辜，问题是同样弃城而逃，广西提督张玉良仅仅是革职，甚至不久还官复原职，更别说何桂清有一大帮同僚为其求情，就连恭亲王奕訢也提议留他性命，换句话，他活下来的概率很大，可为何还是被明正典刑呢？怪就怪他处处算计，且非要得罪曾国藩。
01
何桂清是云南人，其父亲是曲靖知县王燮县衙里的门丁。
门丁的工作可不好做，不仅需要机警，而且还得善于察言观色，在迎来送往中，多少有一点逢高踩低的意思，也明白何家的唯一出路就是靠读书。
好在何桂清天资聪慧，加上知县王燮的不断提携，让他陪儿子王有龄读书。
谁知王有龄没学出什么名堂，何桂清却获得“神童”美名，十五岁就考中了举人，十九岁就考中道光十五年（1835年）的进士。
要知道李鸿章二十一岁才考中举人，至于曾国藩则在二十七岁才考中进士，况且云南属于边疆，能从这里考中进士是很不容易的，可见何桂清在读书方面的天赋。
何桂清本就能说会道，加上父亲的影响，善于察言观色，在官场很吃得开，从地方官到京官，从知县到吏部侍郎，何桂清算是官运亨通。
咸丰四年（1854年）九月二十一日，何桂清升任浙江巡抚，成为地方大员，这一年，他才三十八岁，仅仅三年，又升任署理两江总督，后实授为两江总督，并以功加太子少保。
年仅四十，就成为仅次于直隶总督的二号封疆大吏，至于曾国藩呢？仅仅只是兵部右侍郎，还是补授的。
虽说二人都曾拜穆彰阿为师，算是同门师兄弟，但二人并无太多的交集。
但很快，他们就因围剿太平军的战事而有了交集，甚至产生了矛盾，事情的起因就是筹饷。
02
自组建湘军以来，曾国藩就一直苦于筹饷之难。
早在咸丰五年（1855年）的时候，就派郭嵩焘去找何桂清帮忙筹饷，却遭到何桂清婉拒。
根据帮办左宗棠营务的许瑶光说，是因为曾国藩的信函中有“平昔挥金如土”的指责，由此导致二人的芥蒂。
不过对于何桂清来说是芥蒂，对曾国藩而言，算不得什么大事。
尽管曾国藩痛恨江西官场在饷事上掣肘，但湘军毕竟是在江西作战，就地索饷符乎人情事理，而浙江湘军又未去过，何桂清这个浙江巡抚愿意给就给，不给就算了，怨不得人家。
除了浙江这边，曾国藩也通过朝廷向广东等地索饷，但这些省份也大都阳奉阴违，哪怕是日后继任浙江巡抚的胡兴仁也不愿意接济，胡兴仁还是湖南人呢，也没给曾国藩这个老乡面子。
所以曾国藩索饷无果，心里虽然不乐意，但却没有过多对何桂清不满，但却可以从这件事里看出朝廷和地方官员对于曾国藩和湘军的态度。
一直以来，朝廷都不看好湘军，一开始朝廷就将平定太平军的希望都寄托在两江绿营的江南大营身上。
在曾国藩眼里，湘军是官军，但在朝廷中枢，这就是一个地方团练罢了，按清制，地方团练不得远行征调，所以能让湘军出省作战已经是史上从未有过的事情了。
也难怪江西官场视湘军为客军以及包括何桂清等人不把曾国藩的湘军放在眼里了。
自曾国藩出兵后，何桂清对曾国藩的排挤、攻击是一直没有断过。
比如咸丰六年（1856年），石达开击败湘军李元度，曾国藩磨蹭了一个月才上奏朝廷，但何桂清却早已抢先密报清廷，也让曾国藩遭到朝廷的训斥，称他“徒事迁延，劳师糜饷，日久无功”，让曾国藩颜面扫地。
而私下里何桂清还频频写信给京中要员，诋毁曾国藩胆小无能，导致浙江深受其害。
除了排挤和诋毁，何桂清还在战场上小动作不断。
03
咸丰十年（1860年）春，为解江南大营之围，李秀成打算玩一招“围魏救赵”之计，通过进攻杭州来吸引江南大营的救援。
此时担任浙江巡抚的是原福建巡抚罗遵殿，他才刚刚到任，还没理顺就遭到进攻，只能一边向胡林翼、曾国藩求援，一边向江南大营救援。
江南大营这边派张玉良率军万余驰援，半路却被何桂清截胡，让其调归心腹王有龄指挥。
而王有龄又故意拖延，让张玉良在苏州滞留二天，又让他先救援湖州，再救援杭州。
等张玉良赶杭州的时候，杭州早就城破了，罗遵殿自杀殉节。
至于李秀成，看到清军果然上当，按计划撤军，和各路太平军进攻江南大营，清军又不得不再次分兵救援。
杭州没有太平军，很快就被收复，何桂清直接将收复大功安在王有龄头上，并保举他为浙江巡抚。
只是何桂清让王有龄如愿当上浙江巡抚还不够，还要诋毁罗遵殿。
弹劾罗遵殿守城时“一筹莫展，贻误生民”，就是让朝廷撤销对他的恤典，气的曾国藩在罗遵殿挽联上写“孤军失外援，差同许远城中死；万马迎忠骨，新自岳王坟上来”，将罗遵殿比作岳飞。
事实上，要不是何桂清、王有龄的蓄意阻滞，局势不会这么坏，也不会让杭州和江南大营两头都没顾着。
04
何桂清之所以恶斗曾国藩，一是看不起曾国藩的湘军，认为绿营才是大清的天，二就是怕曾国藩和他争功。
在担任两江总督之前，何桂清算是抵御太平军的中流砥柱。
在浙江巡抚任上，和浙江提督邓绍良一起，以少击多，击退了太平军将领石国宗，后又收复徽州、休宁、宁国府，更击退了突入浙江的江西太平军，收复黟县、石埭。
除了军事行动之外，何桂清还依靠王有龄擅长理财的能力，给予江南大营充足的粮饷，有效遏制了江南大营的逃兵之风。
而这段时间，则是曾国藩和湘军最低谷的时候，也难怪何桂清得意的表示：“东南半壁，似非鄙人不能支持”以及“若将江、浙兵勇归弟一人调度、两省大吏能筹饷接济，定能迅奏肤功”等等。
可谁知后来湘军却越战越勇，甚至表现比江南大营还要好，并借此拿了不少官职，这让何桂清非常不满，开始蓄意阻挠和争功。
作为朝廷重臣，应该主动从战争全局来思考处理粮饷供给，平衡协调各方利益，就算从个人角度，一旦江南大营没了，太平军围困常州，湘军也能策应，至少能逼太平军撤退。
可何桂清呢？始终局限于投机盘算、小格局思维，不仅对湘军粮饷一毛不拔，甚至处处阻拦，算计来算计去，得罪曾国藩不说，还把自己性命给玩没了。
05
前面说了，李秀成攻打杭州就是“围魏救赵”，目的是击溃江南大营。
咸丰十年（1860年）五月六日，江南大营破了之后，太平军乘胜追击，先攻克丹阳，后直扑何桂清所在的常州。
此时何桂清还手握将近十万大军，舍命一搏未必守不住常州城，可惜他想弃城而逃。
那么为何不向曾国藩救援呢？是拉不来下脸吗？倒也不是，纯粹曾国藩也自顾不暇。
前一年，曾国藩就在江西制定了四路进兵、会攻安庆的战略，在安庆苦战的同时，江西、安徽各地都有风险，就连曾国藩的祁门大营被困月余，曾国藩都被迫立下遗嘱了，根本来不及出兵。
所以何桂清现在只有两条路，一是据城固守，与城共存亡，二是弃城而逃，另谋出路。
虽说他手上有十万兵马，但太平军现在士气正旺，自己守城没有太大把握，反而弃城而逃，靠自己这么多年的人脉，再行疏通，怕是罪不至死，而且自己还年轻，总有东山再起的机会。
几经考虑后，何桂清以赴苏州筹集粮饷的名义逃离常州。
只是他的出逃没有这么顺利，常州士绅得到他要逃走的消息后，立即跪地阻拦，何桂清不听，命人打死士绅后，仓皇逃出常州城。
何桂清一走，负责军务的张玉良也立即逃走。常州没了主将，只能自行防御，最终城破。
06
自古弃城都是大罪，何况封疆大吏，何桂清本想逃到苏州，谁知江苏巡抚徐有壬竟拒绝打开城门，还要上书弹劾他的“弃城丧师”之罪，吓得何桂清不敢停留，以借口借洋兵跑到了上海租界内躲避起来。
何桂清是活命了，可他和张玉良一走，十万清军群龙无首，不战自溃，常州、常熟、苏州先后失陷。
消息传来，朝廷震怒，咸丰当即下诏将他革职，并派人将他逮捕归案。
有时候不得不说，何桂清运气真好。
在他逃亡租界的这段时间，英法联军攻打北京，咸丰逃亡避暑山庄，对何桂清之事一时也无法顾及。
而后咸丰驾崩热河，慈禧、奕訢又和顾命八大臣夺权，这一耽搁就是两年多。
随着两宫太后和奕訢权力的稳固，自然得处理何桂清弃城之罪了。
同治元年（1862年）春，何桂清下狱。
但何桂清倒是不怎么慌，自出逃后，就想方设法的动用自己的一切关系以减轻自己的罪名。
此前浙江巡抚王有龄、江苏巡抚薛焕就一再为其说情，但没有得到朝廷的同意，后又疏通礼部尚书祁寯藻、工部尚书万青藜、御史高延祜等有份量的人物为他说话，并先后串联了十七位大臣为其说情。
不过主审官是常州人余光倬，对于何桂清的出逃相当愤恨，坚持要判斩立决。
这么一来，关于如何定罪就引起了朝廷的争论。
一方说何桂清有功劳，功过相抵，革职即可，另一方则说何桂清的罪责，按例当杀，两派吵闹不休，慈禧就表示：“何桂清曾任一品大员，用刑宜慎，如有疑义，不妨各陈所见。”
在某种成都是给何桂清一个机会，很多人就纷纷开始营救。
但本质而言，何桂清的死已经不是是否弃城，而是在于是否能够制衡日后的湘军。
随着湘军节节胜利，曾国藩的地位也水涨船高，此时的曾国藩已经为两江总督协办大学士，权势一时无二，而且手上还有如狼似虎的湘军。
一直以来，朝廷对于曾国藩和湘军存着戒备之心，而何桂清又是一个不错的制衡他的人选。
要是杀了何桂清，那么还有谁能够制衡呢？
所以恭亲王奕訢和吏部尚书祁寯藻等重臣都打算给何桂清一次机会，先定“斩监侯”，后找机会救出去。
至于曾国藩，自然不希望有一个制衡自己的人出现，加上何桂清已失节，不趁机弄死他，更待何时？
于是就上疏表示：“疆吏以城守为大节，不宜以僚属之一言为进止；大臣以心迹定罪状，不必以公禀之有无为权衡。”
这个表态，很有意思，奕訢他们求情，无非都死扣《大清律例》和清朝的政治传统，打算玩人情大于法治，这是有先例的。
对于曾国藩而言，如果一昧从律法来争辩，是争辩不过这帮人的。
但他也不是没有，就是用礼法道德，守城是大臣的职责，弃城就是大臣失节，何桂清弃城不守，违背读书人和官员践行的礼法道德，既然已经失节了，哪里还要依从律法和人情？直接处死即可，玩了一手诛心。
奕訢和祁寯藻等重臣要求从轻发落，曾国藩要何桂清死，这让两宫太后面临抉择。
如果听从奕訢为代表的大臣请求从轻发落，那么两宫太后，尤其是慈禧还未完全稳固的权威可能会受到削弱，况且慈禧和奕訢之间也存在着利益冲突。
反过来要是处死何桂清，反而可以借机立威，使大臣和百姓臣服。
且现在是围剿太平军的关键时刻，如果拒绝曾国藩，无异于是明面打压湘军，所以，现在要做的是笼络而不是打压，就算打压，也得平了太平军再说。
最终在权衡之下，何桂清被判斩立决，力保何桂清的奕訢等人失败，也预示着他们后面被夺权的命运。
可以说何桂清的死，实际上也是各方利益博弈的结果。
何桂清死后，曾国藩还送了一副意味深长的挽联：“雷霆雨露总天恩，早知报国孤忠，惟拼一死；成败功名皆环境，既此盖棺论定，亦足千秋。”
现在看看何桂清，算是晚清一个颇有能力的人，奈何他做大事缺乏胆气，与人相处时又缺乏大气，论才学和做官，都高于同时代的曾国藩和李鸿章，而且年纪轻轻，前途不可限量。
可惜啊，一步错，步步错，弃城而逃，死得不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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