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股市行情初露端倪时，我便提及，本轮行情与1999年的“5·19”行情在经济背景上有着惊人的相似性。那么，这两次行情究竟有何共通之处？中国股市又能否借此契机，走出一段稳健的慢牛行情呢？
中国股市若想掀起一轮牛市，通常需满足三大前提：经济低迷、资金充裕、政策明朗。回望1999年，宏观经济环境同样陷入低谷，通缩、产能过剩、融资困难、海外不利因素、失业问题凸显、房地产企业危机四伏、长期特别国债发行……这些关键词与当下经济形势不谋而合。
不仅经济基本面相似，股市走势也如出一辙。受政策催化，1999年夏，指数经历了一个月狂飙，但随后因经济基本面未现明显改善，股市陷入长达半年的调整，跌幅一度达20%，之后才步入慢牛轨道。
反观当下行情，从去年高点3674点到今年上半年低点3040点，同样经历了接近20%的调整。这背后是否隐藏着更为强势的慢牛行情？中国股市，这个常被视为经济“夜壶”的市场，是否能在关键时刻发挥其独特作用？
长期以来，中国股市似乎总是游离于经济主流之外，既非经济的晴雨表，也难当经济的发动机，顶多算是个火花塞。这背后，是中国股市特有的诞生背景——先上马，后解决问题。1989年末，为解决国企融资难题，中国股市应运而生，带着强烈的中国特色。
上交所设备和场地未备便匆匆开业，沪深交易所1990年成立，而《公司法》直至1994年才实施，《证券法》更是1999年才生效。早期的市场，几乎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股市从诞生之日起，便肩负着为国企服务的使命，这成了整个社会的共识。
1993至2000年，超过86%的新上市公司为国有企业；1997年国企改革攻坚阶段，IPO融资额的八成都流向了国有大中型企业。至于股市的投资功能、资源配置功能、公众监督管理功能等，则鲜有人问津。中国股市在融资方面几乎无往不胜，但在投资方面却屡战屡败。
政策当初向公有制经济全面倾斜，容忍国企长期不分红，股改时付出低价对价，却变相鼓励中小股东高价增发。这在当时看来，或许并无大碍，毕竟改革开放之初，民营经济占比尚小。但随着经济压力的增大，股市的救急作用愈发凸显。
去年9月，股市再次被拎起，且这次似乎被格外重视。从各种文件和说法来看，不仅要活跃资本市场，还要让老百姓在股市中赚到钱。比如，在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中提出，让上市公司加大分红回购，提升投资者收益。
中国有2亿多股民，7亿多基民，即便这两个群体完全重合，也至少有7亿人与资本市场息息相关。通过拉升资产价格来拉动消费，这一逻辑在楼市已得到验证。2016至2021年，房地产价格暴涨，消费随之升级。只要房价上涨，消费便信心满满。
西南财经大学的调查研究表明，拥有两套及以上住房的家庭人均消费支出比无房家庭高出42%。这种现象被称为“财富效应”，或我称之为“财富幻觉”。因为大多数中国人的消费底气并非来自产业赚取全球超额收益的能力，而是仅仅来自房地产增值的财富幻觉。
随着2021年房价见顶，居民财富水平进入阴跌模式。2021年，全国房地产总市值峰值约400万亿人民币，即便按保守估计跌幅30%来算，直接蒸发的财富也约为120万亿元。这几乎“干没”了14亿人一年的GDP。
如此庞大的财富幻觉蒸发，反噬了中国人的消费能力。消费降级时代，商家裁员降薪，家庭资产缩水，未来收入预期恶化，通缩和失业问题日益严峻。这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社会问题。
国家在想各种办法稳房价和提高居民收入，但居民债务压力、人口结构和房子总量过剩的供需失衡让稳房价的努力一再碰壁。提升居民收入，先不说通缩时代企业能否拿出钱来涨工资，即便能涨，也抵不过房价的下跌。
在各种努力似乎都往漏水的瓶子里灌水后，决策层似乎悟出了什么：真想修复房子给家庭财富造成的伤害，股市还是得被拎出来。只不过这次的重点不是给企业融资，而是给居民提供财富幻觉，从而缓和消费和经济。
现在中国的股市市值约为110万亿，如果市值再翻一倍，那大家是不是就敢于消费了？这个可能性还真的有，起码我们不妨先试一试。
股市的财富效应在美国和日本都有先例可循。据研究，美国股市市值每增长1美元，老百姓的消费支出就会增加约8美分。市值是信心撑起来的虚幻数字，但带来的消费却是实打实的。
美国股市总市值折合约为400多万亿人民币，占全球股市市值的一半。即便美股一年只涨10%，那就是40万亿人民币，增加的消费就是3.2万亿人民币。而美国一年GDP折合人民币也就210万亿左右，3万多亿的增量是相当之多的。
但美股上涨能产生明显的财富效应，是因为美国居民超过50%的家庭资产跟股市挂钩。美国虽然散户比例很低，但通过金融机构，比如401K退休计划的投资基金，老百姓的财富与股市深度绑定。而且过去十几年，美股一直在上涨。
之所以这样，除了有英伟达、苹果、微软这样的站在AI风口和不断创造价值的公司之外，一个公正透明的制度是必要的前提。美国股市对违法行为重罚，同时鼓励上市公司分红回购，这些钱则来自于美联储和全球美元回流所提供的廉价资金。
美股平均的分红率高达40%左右，也就是说，上市公司税后的净利润的四成都拿出来分给股民。去年，美股上市公司拿出来1.3万亿美元回购股份，其中苹果一家公司一年的回购金额就高达1000亿美元。而我们整个A股去年一整年回购总金额也只有1600亿人民币。
正因为上市公司盈利能力很强，然后又通过分红和回购等方式不断回报投资者，美股才走出了持续的慢牛。而我们的股市基本上是牛短熊长。典型的2014年、2015年大牛市，一年就涨了一两倍，但当时的社会消费增速却从2014年5月份的12%放缓到了牛市最高点的2015年6月的10.4%。
为什么呢？这种靠杠杆吹起来的牛市肯定是短命的，所以海量资金争分夺秒地涌入，很多人甚至延迟消费，想抓紧在股市里面捞一票，但最后都被割得体无完肤。一轮杠杆牛之后，普通老百姓将近三成的账户资产灰飞烟灭，他们拿什么去增加消费呢？
事实证明，疯牛不会产生财富幻觉，因为美好的幻觉还没有产生，骨感的现实就先来了。疯牛过后必定是一地鸡毛，短期的暴涨只不过是手无寸铁的散户面对游资、量化以及上市公司大股东的惨烈的零和博弈。
中国长期设立了很高的上市门槛，能在中国上市的企业商业竞争力不一定有，但制度溢价一定是吃到了。制度溢价只能在短期变现，公司如果没有竞争力，时间长了就会被市场所抛弃。
所以上上策就是公司一上市，就尽可能地把公司卖给别人，这就导致了很多企业上市即巅峰。那投资者也不傻，所以整个市场的心态就是在赚快钱，所有人都像渣男一样玩一夜情，而不想着长相厮守。这让中国股市很难走出美股那样的慢牛。
根本原因是投资者的结构，A股散户占到总市值的三分之一，各种公募基金还有业绩排名，同时也会被散户非理性的申购赎回所绑架。所以很多大机构的操作常常也是追涨杀跌，只是像一个体量更大的散户而已。
去年9月份国家出台各种政策利好，下决心要把股指给拉起来，但结果呢？A股只用了短短6个交易日就上涨了1000点，又把决策层的“慢牛”计划给搞破产了。因为上涨过快，10月8号不得不开了一场看似什么都说了，但实际什么都没说的发布会，给市场刻意降温。
之后，在短期的获利盘的巨大抛压之下，A股又跌回到了3100点。总之，中国股市在很多方面和美股还有很大的不同，我也不认为中国股市在现在这种条件之下能有样学样。
但是现在房地产这个“大块头”已经不能再拉动经济和消费了，实在是没有别的选项了。这个时候A股就算还有各种规则的不完善，也得带上“战场”了。而且A股冲上前线之前，为了不再重演2015年的惨烈，决策层对A股的很多“bug”做了一轮紧急的修复。
比如，为了增加上市公司的股权回购，回馈投资者，决策层让商业银行以极低的利率向上市公司及股东提供贷款，用于回购自己的股份；同时用税收优惠等方式激励上市公司去分红。美股虽然我们学不来，不过日本的经验或许更具有参考价值。
1990年泡沫破灭之后，日本的房子、股票两大资产同时暴跌。但是2012年之后，日本股市也开启了长达十几年的慢牛。除了日本宏观化债因素之外，最主要的就是微观控盘因素。从2010年开始，日本央行首次推出ETF购买计划，到今年4月份，日本央行持有的ETF市值占到日本ETF市场总规模的60%以上。
日本央行的持续买入推动了牛市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后来，日本本国公民和国际投资者不断加仓，产生了持续上涨的行情。到如今，虽然日本的平均房价还没有回到1990年的高点，但是日本股市已经创出了历史新高，消费的复苏也使日本经济彻底告别了负利率时代。
说白了，筹码主要集中在谁的手上，带来的结果完全不一样。4月份的“关税战”把我们的A股又砸到了3000点左右，中国版的平准基金于是就亮明了身份，以汇金为首的国家队大手笔买入各种宽基指数基金，得到了大量便宜的筹码。
同时，我们又提升保险资产可以持有股票的比例，又给市场增加1.6万亿左右的资金，而且还要求保险资金持有单只股票期限不能低于一年。在种种调整发生之后，大A从4月份的3040点一路来到了3600点。在这期间，只要有人出来砸盘，就有神秘的力量把指数给拉起来；同时，只要指数涨得过快，就像被人踩了一脚刹车一样缓一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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