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都没有了，还要官府干什么？
8月份出台的最高级别文件《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已进入实质性落地阶段。这场涉及行政体制深水区的改革，首当其冲的是对行政区划的动态优化。作为经济第一大省的广东，率先启动镇街合并试点，揭开全国性行政资源重构的序幕。
此次调整的核心标准直指人口基本面：街道面积较小、户籍人口较少且存在人户分离现象的区域成为首要优化对象。户籍人口与常住人口数量双指标构成硬性门槛，倒逼基层行政单元回归服务本质。文件明确要求中小城市需结合人口变动趋势，动态调整基础设施布局与公共服务供给，通过程序稳慎优化行政区划设置。
数据显示，2010-2020年间全国近1500个城市常住人口减少，其中1240个为县和县级市。这种人口向核心城市群的持续聚集，使得撤并乡镇、充实县城成为必然选择。当小学因生源不足被迫撤并时，行政机构的调整实则早已埋下伏笔。
夹在省会与县城之间的地级市正面临釜底抽薪式的挑战。这类原本作为省政府派出机构的行政层级，在人口持续外流的背景下，其存在合理性日益受到质疑。天水、柳州等轨道交通项目被叫停的城市，均呈现显著的人口净流出特征，印证着空间经济学的基本规律。
东北地区的改革已提供现实样本：伊春市2019年一次性撤销15个市辖区，设立4县4区，减少11个行政单元；齐齐哈尔市同年将多个街道复设为镇，完成从城市化向农业化的逆向调整。这些案例揭示着，当人口流失导致行政功能萎缩至"养官"层面时，任何抵抗都不过是历史进程中的短暂涟漪。
建设部原副部长仇保兴在《国家治理》发文指出，需探索公务人员与常住人口比例式削减的制度安排，将财政资源向民生保障倾斜。这种改革思维与浙江佛坪县形成鲜明对比——这个仅有9辆出租车的县城，其行政机构运转仍高度依赖转移支付。当老干部代表全县官员上书反对撤并时，折射出的是体制内利益调整的深层矛盾。
人口流动大潮下，城市发展逻辑已发生根本转变。长三角、珠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凭借完整产业链与企业集群，正成为人口集聚的核心区域。这种集聚效应倒逼其他地区重新定位：东北黑土地完全可能转型为现代化大粮仓，但前提是接受人口撤出后的功能重构。
改革阵痛不可避免，但市场选择终将主导方向。恢复迁徙自由、放开国门等建议，本质上都是对人口流动规律的尊重。当1954年宪法中的"迁徙自由"条款成为讨论焦点时，或许预示着中国将迎来更深层次的制度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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