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陈述内容皆有可靠信源，已赘述文章结尾
1987年，改革开放的浪潮席卷中国，上海浦东的江边工地一片繁忙景象。那天上午，一位西装笔挺的中年男子站在黄浦江边，凝视着远处缓缓旋转的吊塔。
有人认出了他——荣智健，中信泰富的创始人，也是荣毅仁的儿子。
人群中有人小声议论：“这家伙，真是一步步走出来的，不靠背景，全靠自己。”不过，熟悉荣家的人知道，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
荣家的名字，早在民国时期就已声名显赫。祖上荣熙泰在无锡开设钱庄、经营棉布生意，凭借勤恳和灵活的头脑，将家业经营得蒸蒸日上。
荣毅仁是荣家第三代，出生于1916年。那时，北洋政府内外交困，中国局势动荡不安。然而，荣家依然在商业领域取得成功，这背后依靠的是稳定的商业信誉和极强的风险意识。
真正将荣家推向历史舞台中央的，是荣毅仁。
他年轻时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主修历史。毕业后，他没有选择进入政府机关或出国深造，而是回到家中接手了面粉厂。那时正值抗战全面爆发前夕，上海局势紧张，日军虎视眈眈，商界人人自危。然而，荣毅仁非但没有退缩，反而将企业扩展到重庆和西南地区，既躲避战火，又寻找新的发展机会。
新中国成立前后，大多数民族资本家面临一个艰难的选择：走还是留？政权更替后，政策方向发生了变化。那几年，像荣毅仁这样的大资本家，不少人选择了前往香港或东南亚。然而，荣毅仁却留了下来。
他说：“商人也要有国家的命运感。”这句话后来被人们反复引用，但在当时，听的人并不多。
1956年，全国推行公私合营。荣毅仁做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决定：将整个荣氏企业系统，包括工厂、仓库和物流网络，全部无偿捐献给国家。他没有谈任何条件，也没有保留任何股份。
那时，他已是中国纺织行业的代表人物。捐献企业后，许多人以为他将就此淡出历史舞台。然而，第二年，他就被调往国家经委工作，成为全国工业系统的重要顾问。
多年后，他成为了国家副主席，这位从商界走出的传奇人物，最终走进了国家最高层。
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关键不在于他捐献了什么，而在于他如何看待未来。
当时的中国，百废待兴，工业基础薄弱。荣毅仁明白，国家需要的不是资本家，而是懂经济、有组织经验的人才。他将自己从一个“企业所有者”转变为一个“经济建设者”。
这份责任感，也贯穿在他对子女的教育中。荣毅仁有五个孩子，三女两儿。
最大的女儿荣智和，开办了一家幼儿园。虽然规模不大，但她非常认真。她常说：“我爸不希望我们靠家里吃饭，也不希望我们忘了自己是荣家的人。”这句话看似普通，却体现了荣家几十年如一日的家风。
二女儿荣智平，几乎从未出现在公众报道中。她不做生意，也不参与政治，过着安静的生活。
有一次，她在家中与朋友聊天时说：“爸最怕我们变得自大。”简单一个“怕”字，透露出荣家的家教之严。
三女儿荣智元的命运则较为坎坷。她读中学时患上脑炎，由于诊断延误，病情恶化，最终连基本生活都无法自理。
荣毅仁那段时间几乎不出门，常常独自坐在窗前发呆。后来，她因肺癌去世，年纪轻轻便离开了人世。
荣家从不对外提及这段往事，但那以后，荣毅仁变得更加沉默。
小女儿荣智婉嫁给了澳门建兴龙的董事长马有恒。婚礼非常低调，媒体几乎找不到相关照片。
她自己也很少露面，但据说每年春节都会回到无锡老宅，陪母亲烧菜，做的都是小时候吃的家常菜。
最受关注的还是荣智健。1987年，他创办了中信泰富，起步资金不多，但很快便实现了在香港主板上市。
他的管理方式与父亲非常相似——谨慎、规范、不张扬。1997年金融危机时，他的公司未受太大影响，但到了2008年，却因外汇衍生品投资失误，导致公司亏损数十亿。
那时，媒体铺天盖地地报道，称他“跌下神坛”。然而，他没有回避，而是公开道歉，并带头裁员降薪。几年后，公司重新恢复了元气。
他在一次内部会议上说：“我们可以失败，但不能丢脸。”说实话，这种话在那个年代很少有人说，但他确实是这么做的。
后来，荣毅仁于2005年10月26日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那天北京下起了小雨，新闻联播头条播报了讣告。
第二天，《人民日报》整版报道，标题非常简洁：“荣毅仁同志逝世”。
报道中没有一句煽情的话，但那些年与他共事的人，说得最多的一句是：“他从来不讲家世。”从那以后，再也没人这样称呼“红色资本家”了。
- 参考资料：
- 周成林，《荣毅仁传》，人民出版社，2006年。
- 中国国家档案馆编，《共和国人物志：荣毅仁》，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
- 陈志武，《家族企业的中国命运》，中信出版社，2014年。
- 《人民日报》档案，2005年10月27日，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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