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九三阅兵后的国际反应来看，一个引人注目的预测浮出水面：2025年，或将成为中美高强度对抗期的终结之年。十年前，去美国留学、中国企业赴华尔街上市、好莱坞电影中的中国元素，还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然而，短短两年后，关税战、技术封锁、南海与台海的紧张局势，让这一切迅速成为过往云烟。
但如今，我们或许正站在另一个认知转变的门槛上。如果说十年前我们低估了中美关系恶化的速度，那么现在，我们可能高估了这种高强度斗争的持久性。2025年，很可能成为这场近十年中美高强度斗争的转折点。那么，这一判断的依据何在呢？
回溯历史，奥巴马第二任期时，美国对华政策已现明显转向。TPP协议的推进，本质上是构建一个排除中国的经济圈。2016年南海对峙，更是将军事紧张推向了前台。然而，那时多数中国人仍相信“中美夫妻论”会持续，认为这只是暂时的摩擦。特朗普的上台，彻底打破了这种幻想。关税战、技术战、孟晚舟事件，以及随后的互相驱逐记者、关闭领馆、高层对话中断，甚至“新冷战”的提法，都标志着中美关系的急剧恶化。拜登政府虽换打法，但强度不减，技术封锁、芯片禁令、佩洛西窜台后的环台军演，无一不彰显着双方的紧张关系。
然而，过去十年的斗争曲线虽持续走高，但这种强度能否一直维持下去？美国的实力，又能否支撑这种高强度竞争？
技术战便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初期封锁确实给中国芯片产业带来了巨大困难，但五年后，中国自主研发的芯片已在多个领域实现突破。中低端芯片基本自给自足，AI芯片产量更是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生产国。反观美国芯片企业，因失去中国市场而收入下滑，不得不裁员。这种情况下，继续加码技术封锁的效果已大打折扣，反而加速了中国自主替代的进程。
关税战亦是如此。今年四月，中美爆发了史上最大规模的关税战，但中国顶住了压力，对美出口额在短期下跌后迅速回升。反而是美国消费者承担了大部分关税成本。五月中美重新开启贸易谈判，实际上宣告了美国在经济领域的失败。这是美国成为世界霸主以来，首次在经济领域面临的战败。
军事领域的认知改变同样重要。除了在西太平洋前线长期对峙的美军外，多数人对中美军事实力的转变并无直观认知。但六代机、九三阅兵、福建舰电磁弹射的成功，让非专业人士也深刻认识到美国已难以在军事上压制中国。这种认知的转变，甚至影响了特朗普的政策选择。九三阅兵后，他迅速转变态度，表示不再将中国视为最大敌人。
更重要的是美国国内政治的变化。2024年大选无论谁当选，都将面对一个更加分裂的美国。社会对立、国债规模、基础设施老化等问题，已让任何一任总统焦头烂额。持续对中国采取高强度对抗政策，需要投入巨大的政治和经济资源，而美国现在最缺的就是资源。
因此，从今年下半年开始，我们的政策已开始转变。不再那么聚焦中美博弈，甚至战争。以成渝都市圈为例，2021年它还被定位为中国经济第四极，与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齐名。但九三阅兵后，我们判断美国战略冒险的念头已被打消，未来爆发战事的可能性极低，因此再搞战略备份已无多大意义。
然而，这也带来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如果中美斗争强度真的开始下降，我们准备好了吗？
过去十年，我们已习惯了用“斗争思维”来看待中美关系。媒体报道、企业战略规划、学术界研究，都围绕着制裁、摩擦、对峙展开。这种思维定式一旦形成，要转变过来反而需要时间。就像一个人长期处于紧张状态，突然放松下来反而会不适应。但国际政治的规律就是如此：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当对抗的成本高于收益时，理性国家就会调整策略。
除了今年，2029年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时间点。届时中国按计划将基本实现现代化，经济规模可能超过美国。而美国无论谁当总统，都将面对更加严峻的国内挑战。届时，美国对华政策可能会更加务实，高强度对抗的时代可能真的会成为历史。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美会回到过去那种蜜月期。两国在意识形态、地缘政治、科技领域的竞争是结构性的，会长期存在。只是竞争的方式和强度会变化，从全面对抗转向有限竞争，从零和博弈转向管理分歧。因此，我们现在需要准备的，不是如何应对下一轮更激烈的斗争，而是如何适应一个斗争强度逐渐下降的新阶段。
历史总是这样开玩笑：当我们好不容易适应了一种新常态，变化却又悄然而至。十年前，我们没准备好迎接中美关系的寒冬；现在，我们是否准备好了迎接冰雪消融的季节？这个问题，值得每个人思考。毕竟，国际政治最大的不变就是变化本身。能准确感知这种变化节奏的国家和个人，才能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把握先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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